农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但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三）对社会经济、政策的预期
孙克任、谢俊（2006）认为人们的生活随时会受到各种经济冲击的影响，从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无外乎社会保障和居民通过储蓄的方式自我保障两种，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风险规避特征的行为人只能通过自我保障，即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收支不确定性的影响。
（四）家庭房产状况
房产是家庭财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会影响家庭参与证券市场的愿意程度和资产选择模式。Cuoco and Liu(2000)考虑了住房和不可交易的劳动收入在内的资产选择决策，发现房产排挤了投资者持有股票，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投资者，他们的房产几乎接近其总的金融财富，虽没有考虑房产租赁市场，但其对资产组合的预测较合乎现实，住房价格风险对股票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证券市场上的非市场参与现象。
不少学者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住房对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房产是家庭财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可作为风险资产引入模型，从而影响家庭投资组合。Cocco(2005)研究住房价格风险与资产组合选择间的关系，指出年轻的投资者由于要投资住房，投资在股票上的财富势必降低；住房价格风险对股票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证券市场上的非市场参与现象。
史代敏、宋艳（2005）认为住房所有权与风险性金融资产之间又存在着互补关系。由于房产一般具有稳定增值性，拥有住房所有权的居民家庭必定会增加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靠租住他人房子度日的家庭，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更人，因而不敢过多地投资十风险资产。
雷晓燕、周月刚（2010）通过数据实证得到，当单独考察消费支出、房产、金融资产、以及总资产时，与生产性资产和风险性资产都是正向的关系，这反映了财富效应,即财富或收人高的人，相应的生产性资产和风险资产都要多，而二次方项要么不显著要么值非常小，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是线性的。但是当控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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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经济因素时，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拥有量与生产性资产的关系变成负的，这表明在财富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生产性资产和金融资产与房产之间是替代关系。
（五）家庭房产状况
影响家庭金融消费需求的非经济性因素很多，包括社会制度、地区差异、家庭人口构成、消费心理和习惯、宗教信仰等。消费者的心理和习惯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思维倾向，它代表着一种消费偏好。处于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和教育水平下的家庭，其消费心理和习惯必然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必将导致不同的金融消费需求。
Shefrin and Statman(1994，2000)在行为金融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为资产组合理论(BPT)。Hong，Kubik and Stein(2004)考虑了社会互动，认为家庭会受身边所交往朋友和其他群体的影响，做出类似的资产选择。Gu1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5)用信任来解释外界社会、金融机构等信任度高的家庭更情愿投资风险资产。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认为勤俭持家、量入为出是我国居民的传统消费观念，这个观念至今仍对居民消费有着深厚的影响。特别是居民的生活水平正处在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多数地区还不十分富裕，传统的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尚根深蒂固，居民消费尚缺乏开拓性，使消费水平不会过快增长。
史代敏、宋艳（2005）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更快地了解和接受新型金融资产，从而在资产分散化上有更人的选择空间；人城市有较多的金融服务网点，金融咨询和服务便利，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更易分散化；证券业从业人员等特定职业的人会对分散化更加重视；另外，金融资产总量也影响分散化的程度，如果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小，购置多项资产必须付出高额成本，则资产分散化的想法难以实践。
国内外对于文化传统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并未做系统和深入的分析。把将传统资产选择理论与经济行为人的投资偏好特征相结合，纳入投资者情绪、认知偏差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变量，或许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转型期金融资产选择行为问题。近年来，西方大部分学者认为微观数据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典型家庭的资产组合情况，因为少数富有的家庭拥有了整个社会家庭金融资产的较为可观的份额，使宏观数据计算出家庭金融资产的社会平均构成比例与众数有偏。学者们渐渐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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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映家庭金融资产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一般来自问卷抽样调查。这也将成为研究家庭金融的发展方向和主导。
三、评述和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居民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规模稳步上升，金融资产组合虽然初步呈现多样性。家庭主观方面的收入水平、对社会经济政策的预期、对当前金融市场的投资环境的认识、教育程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的不同都会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系统性的因素是对所有家庭都会产生影响的，为了分析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多样性，非系统性因素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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