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由兴盛走向低迷的发展历程及其原因剖
析
倪稼民
? 2012-02-18 11:39:44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
[摘 要]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由兴盛走向低迷，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而被广泛关注，把握和认识俄共发展的轨迹和走向，剖析其陷于危机的种种缘由，探索、思考和总结新世纪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问题，无疑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俄共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政党 兴盛 低迷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从成立到重建，并在短短的几年内走向兴旺。在1995年和1999年第二、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蝉联第一大党，在俄罗斯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后苏联时代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随着21世纪的来临，俄国政坛各种政治势力的重新分化组合，议会各大党派间的力量消长对比的相应变化，以及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俄共发展势头发生了逆转。另外，由于党内日趋激烈的派别斗争、思想分歧最后导致组织分裂等一并爆发，俄共的政治影响力大为削弱。俄共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演绎着如此鲜明的由兴盛到低迷的轨迹，关注关心俄罗斯政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人应当进行深刻的思考。
一、进入21世纪以来俄共状况日趋式微
俄共发展在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的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尽管俄共在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仍是第一大党，获取24·29%的选票，比上届议会选举还多2个百分点，但是，由于“统一”运动的崛起和“右翼力量”联盟进入杜马，俄共只分得110个议席，比上届杜马少了47席。2003年，俄共在议会选举中惨败于整合不久的支持总统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仅仅获得12·6%的选票和52个席位，丧失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在2007年杜马选举中，俄共所获席位只有57个，得票率仅为11·6%。[1]至此，俄共尽管还是第二大党，但已完全失去议会的控制权，影响力严重削弱。
其次，表现在总统选举中。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没有像1996年那样出现两轮投票的局面，普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顺利当选，获得52·94%的选票。久加诺夫只获得29·21%的选票，得票率大大低于1996年。[2]也就是说，经过近4年的努力，俄共的选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明显地减少了。这表明，俄共在叶利钦时代即将结束之时丧失了一次取代叶利钦、使共产党人重掌政权的机会。从此之后，俄共就再也没有出现那时期的那种可能性。
第三，表现在组织规模上。俄共自1993年重建后的几年内，基层组织遍布89个联邦主体，每年有1·8万名新党员入党，党员总数有50多万。但是，俄共近10年来呈严重滑坡趋势， 2000年以后组织内部分歧斗争日趋激烈，离心倾向日益突出，在奥·舍宁为首的“正统派”从俄共分离出去之后，国家杜马主席(原俄共代表)谢列兹尼奥夫等人也拉出一批人马组建了“俄罗斯运动”，宣布赞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主张同普京政权合作。2002年，谢列兹尼奥夫因不听从俄共中央要求其辞去杜马委员会主席之职的意见，被俄共开除出党。2003年，俄共另一重要成员、著名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因个人理念与俄共主要领导人分歧，也另组竞选联盟“祖国”，在当年年底的杜马选举中获得9·02%的选票，他的支持者多为原俄共成员。2004年，久加诺夫与吉洪诺夫等人为首的反对派矛盾白炽化，俄共中央七月全会一致同意解除“党的分裂分子”波塔波夫的中央
书记和中央主席团成员职务，解除阿斯特拉罕基娜的中央书记职务，开除伊万诺沃州州长吉洪诺夫的党籍。但两天后，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与吉洪诺夫为首的反对派在莫斯科同时召开俄共第十次党代会的怪事，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2005年，以谢米金为首的反对派以及秋利金、克留奇科夫、尼娜·安德烈耶娃等反对派也纷纷另立山头，导致俄共组织规模速滑、人员锐减。2005年底俄共召开第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0万骤降到18·8万，其中，一半党员的年龄还超过60岁。[3]截止2009年10月，俄罗斯共产党登记在册的党员数量仅为15·13万人。[4]
最后，表现在实际影响力上。俄共无论在杜马还是在俄罗斯社会中，影响力均急剧下降。由于完全失去对杜马的控制权，俄共一直反对的法案，如政党法、允许买卖土地的土地法、增加穷人负担的统一税法和雇主享有很大发言权的劳动法等，先后都在杜马一一获得通过。2002年“五一”节，俄共组织了4万人的集会游行，但亲政府的党派和工会却组织了10万人的集会游行，声势和规模远远超过俄共。2005年，俄共倡议组织千万人的集会示威游行，以反对福利货币化法案和要求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及恢复土地国有化等等，但由于响应者寥寥而使计划落空。后来，俄共尽管也组织了一些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比如，2008年12月到2009年9月就组织了四个阶段全国性的反对资本主义、要求改变现行制度的游行抗议活动，却效果平平，难以真正促动政策的调整，更妄言制度的变更。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10月，俄共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增强俄共的影响力问题。[5]
二、俄共由兴盛迅速走向低迷的原因
影响俄共由兴盛迅速滑向低迷的因素有些是外生的，有些内生的，难说哪个是决定性的变量。用美国政党理论专家佩恩比安科的话来说，政党的变化是内外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6]
首先，从俄罗斯整体状况的变化来看，俄共的兴盛和低迷实际上都与一个因素密切相关，那就是经济发展的状况。自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实行以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激进式转轨以来，造成了经济严重衰退。据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从1992年到1998年GDP减少了2倍，而非官方显示的数据则为5倍。[7]与80年代相比， 1992—1998年工业生产投资减少了15—20倍。[8]工业生产领域中， 70%—80%的产品不具有竞争力，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根本无法生存。[9]这种转轨方式导致了严重通胀，商品奇缺，绝大多数居民生活迅即恶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转轨过程中的失利者，特别是年长者和社会底层民众，开始怀念苏联时代平稳而体面的生活，越来越不满这种“放任”、“野蛮”的私有化运动和无序、缺少安全感的生活，纷纷投入俄罗斯共产党组织。这是该时期俄共力量兴旺蓬勃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随着21世纪来临，俄罗斯经济终于走出低谷，开始了持续的高速增长。1999—2008年，俄罗斯GDP连续10年攀升，年均增长6·8%。普京执掌政权8年来，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1·5倍，失业和贫困水平降低了一半，经济持续发展，卢布汇率稳中有升，商品供应充足，社会逐渐走向有序。[10]俄共赖以生存的社会底层的群众基础日渐减弱。与此同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权易帜和市场化运动的俄罗斯人也开始由愤懑、无奈走向现实，由习惯保护转向独立，由等待转向行动，由满足生存转向追求发展，由关注保障稳定转向博取更多利益。据统计资料显示， 90年代后期的俄罗斯民众有68%—98%将“个人生活作为最高价值”[11]，苏联时代所谓的“党的利益”、“祖国利益”、“集体利益”高于
一切的号召力早已随着苏联的崩溃而消逝，人们厌恶了一场场的政治斗争，摆脱了“一块砖”、“一颗螺丝钉”的角色心态，更关心自我和小家，大胆地、积极地追求个人利益。另外，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日升，一种“俄罗斯再也不能回到过去”的观点逐渐成为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共识，这显然是非常不利于俄共生存发展的。
第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虽然由宪法确立了多党制的政治制度，但俄罗斯历史—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不可能不影响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俄罗斯“超级总统制”的政治制度安排，注定了俄罗斯政党作用的有限性和政党政治发展的虚弱性。总统由全民选举，在组织政府中拥有决定权，而议会中获胜的政党是没有组阁权利的。一旦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冲突异常尖锐，总统还可以依靠宪法权力解散议会或者解散政府。俄罗斯式的强势总统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党被排斥在决策和执行权力机构之外，从而政党政治的作用——表达、分配和调节利益从而体现选民的意志——也被弱化。2001年年中颁布的《政党法》虽然对政党政治体系的规范化、制度化有一定的合理意义，但其真正目的是要减少参选政党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是将它们置于政府严密的监控之下。支持政府的强大的中派和右派先后完成了内部力量的集结和统一，成为左右议会的多数集团，而俄共这样的反对党和其他一些小党则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另外，转型中匆匆组建的俄罗斯的政党，大都不是为了在议会中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而成立的，相反，它们是既成的政治精英为了争夺选票而搭建起来的组织。[12]大多数民众对政党、对政治发展态度冷漠。可以说，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不是由多数人推动的，而是在政治上的“积极少数”对政治上的“消极多数”施加政治影响和政治压力背景下进行的。另外，在俄罗斯，包括苏联，历史上政党政治的文化传统是相当缺失和负面的，人们对政党的回忆仅仅是那个曾经凌驾于一切、操控整个社会乃至所有社会成员个体的组织——苏共，很多人对叶利钦发誓不再加入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