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深有同感。这种对政党政治严重的过敏反应阻碍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13]而作为苏共继承者之一的俄共(当然两者有较大区别)并没有从这种继承关系中有所裨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发展的一种障碍。
第三，从俄共的斗争对象、斗争环境变化来看，上世纪90年代，俄共面对的叶利钦虽然被一部分人视为推动苏联解体、使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英雄，但是，叶利钦在对俄罗斯国家的治理上却是公认的不成功者。正是叶利钦政权所犯的种种错误，造成了政治经济动荡危机，要面包、要秩序的呼声日益强于要自由民主。这些致使俄共的拥护者迅速增多。叶利钦那种率直、爱憎分明、我行我素和公开反共的鲜明个性也使俄共对他的政策能够预期和从容应对。然而，普京执政后，俄共对其的所作所为和所言却没有那么容易作出及时而正确的判断和反应。普京年富力强，没有多少历史包袱，但可吸取叶利钦执政10年的教训和经验。上台伊始，普京就放弃了“休克疗法”，走渐进改革道路，实行混合所有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关注社会政策，促使经济快速增长，得到了民众普遍支持。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普京也颇有手段。开始时，他对俄共进行拉拢，如给俄共代表大会发去贺电，将杜马主席和一系列委员会主任职位让给俄共，后来借用俄共纲领的内容，提出富国强民、振兴俄罗斯的调整战略，不仅在客观上削弱了俄共纲领的影响力，而且赢得各种政治力量的认同。与此同时，普京还多次与俄共领导人集体会见，听取意见，并口头表示赞许。与他的前任不同，普京没有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斯大林的功劳，而是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如保留了苏联国歌的曲子作为俄罗斯的国歌曲子，保留了苏联红军的红旗作为俄罗斯的军旗，凡此种种，都给人以“粉红色”领导人的姿态。[14]但是，普京并没有忘记遏制和打压左派力量。2002年上半年的“杜马风波”就是最好的明证。[15]他迫使俄共在议会下院失去了借以向总统和政府发难的重要杠杆，进而丧失了在国家立法机构的任何实权。
俄共没有及时认清普京的真正目的，陶醉在总统的“诚意”合作和“友好”关照下。正如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瓦连京·库普佐夫在2001年4月14日回应《独立报》记者的采访中坦言：“在叶利钦总统时期，我们有一套明确的针对性的行动准则，但面对普京，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非常积极地与总统合作，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集体会面并对会谈的结果深感满意，我们一直对普京抱有希望，认为他将会采取一些行动。但在过去的一年中，从普京的新的国情咨文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这完全“是一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宣言”。[16]在后来与普京的一次次较量中，俄共明显缺乏招架之术，力不从心。再就这些年的社会环境来看，更多人会选择普京，而不是俄共。近10年的跌宕起伏终于归于平静有序，很多人包括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俄罗斯需要像普京这样的强者领导国家实现平稳转型，渐进改革，意识到没有秩序的民主是不可能带来自由和繁荣的。从俄罗斯著名的民意调查中心“尤里·列瓦达”以“您认为目前对俄罗斯最重要的是什么?”为题的民调中(见表1、表2)，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俄罗斯民众对秩序、民主、权力的认识的变化，感受到俄罗斯整个社会的心态和诉求的变化：俄罗斯目前更需要秩序和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即使可能违反民主原则和限制个人自由。
表1
秩序，即使它只能通过一定程度上对民主原则的违反和个人自由的限制 民主，即使坚持民主原则可能会使人们的行动带有破坏性和犯罪成分 难以回答 9 10 17 12 13 21 15 14 9 8 13 18 11 18 77 81 75 75 69 68 68 1999 2000 2001 2004 2005 2006 2007 资料来源： Yuri Levada Center， Russian Public Opinion 2007，p·17·http：//www·levada·ru/eng/sborniki·html.
表2
人民总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在有些情况下(比如现在)需要给与某个人充分的权力 绝对不应把权力集中于一个人 难以回答 受访者人数 1989 25 1994 35 1995 34 1996 37 2006 42 2007 45 2008 43 16 44 16 1500 23 23 18 2900 27 24 16 2900 32 18 13 2400 31 20 8 1600 29 18 8 1600 29 18 10 1500 资料来源：Yuri Levada Center， Russian Public OpinionMarch 2008-March 2009артия， p. 30. http： //www. levada. ru/eng/sbornik.i html.
第四，俄共自身的一系列问题也是导致其陷于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战略思想和策略方针上与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态势严重脱节。[17]比如，俄共无视普京出任总统后受到俄罗斯各阶层普遍欢迎和支持的事实，指斥普京及其政府当局实行的改革政策代表了少数寡头和官僚的利益，是反人民的和反俄罗斯民族的。[18]俄共还不顾众多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将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特别是泛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建立“革新的社会主义”也即是21世纪的“俄罗斯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甚至还拥戴16世纪东正教教士菲洛费伊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这样一来，俄共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另外，在策略上，俄共自2001年由建设性的反对派转为“彻底的反对派”后，不顾客观形势，对政府当局的每一个议案都进行毫不妥协的抵制反对，提出不仅在当局适宜的领地上打防御战，更应当在社会领域里发动进攻——进行大规模的有影响力的街头抗议，反对政府当局的自由
主义改革政策。这显然不太符合当下的俄罗斯社会思潮和国民心态，尤其在社会上有生机的群体——中青年群体中，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找不到多少支持者。俄共代表的社会贫困阶层所存在的落后性与保守性，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与作为社会先进思想代表的知识阶层和社会最有活力朝气的青壮年群体的距离。
其次，俄共理论基础簿弱，斗争纲领缺乏与时俱进。尽管面对以社会民主为核心的主流意识，俄共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用“革新的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替代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在党的理论上以“真正劳动人民的政党”替代了“工人阶级政党”，在道路选择上。“和平手段、议会道路”取代了“暴力革命”，但是，这些仅仅是概念性和表面性的变化。俄共并没有彻底抛弃传统的理论，也谈不上创新发展出新的科学理论以指导俄共的实践活动，遑论敏锐地捕捉到新形势下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不科学不成熟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俄共的实践活动。同时，俄共还处处表现出对苏联体制的怀念和对恢复苏联的热望，宣称“重建苏联”，盲目以为苏联在大多数民众心里仍然留有美好形象，实际上1996年总统选举的失败已经说明更多的人是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俄共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反思无论肯定还是批评都缺乏理性、深刻和新意，对斯大林的评价也过多地倾向于功绩，而对其错误轻描淡写，有失客观，很多俄罗斯人因此将俄共看作苏共的同义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这对俄共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它没有及时把握并在理论上实践上予以有力的回击，俄共提出的反危机方案竟然是回到苏联时期的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对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展望上，俄共也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19]
第三，俄共在体制上较大程度地沿袭了僵化、官僚的苏联模式。尽管建党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在用人机制和提拔机制上依然沿用苏联时期的无任限期的任命制，工作作风上存在明显的形式主义和等级派头。俄共整个机制透出浓厚的
僵化、保守、陈旧的气息，缺乏领导层的更替机制和年轻化机制，队伍明显老化，少有新生力量注入，对新事物、新变化反应迟缓，自我更新、自我纠错机制薄弱，创新动力不足，各种实际应对能力普遍缺失，这些无疑成为导致内部凝聚力严重缺失以及外部争取整合能力的绝对薄弱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一些客观的、尤其是一些全球性因素，如石油价格连年高升，为俄罗斯经济注入了高增长动力，使得普京政府获得了稳定政治局势、扩大政治影响的好时机等，那么对作为在野党的俄共来说，则无疑会处于不利地位。但问题是，如何使这种不利降到最低点，如何在一些尚能预期甚至应该可以抓住机遇(如金融危机)的方面尽可能地增加得分，提升影响力，这是俄共尤其是最高领导最应该关注的。难怪党内很多人包括高层都认为，俄共持续走低与俄共领导层能力有关。“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20%的民众、26%的俄共党员认为是久加诺夫的无能导致了俄共分裂、走向衰落。[20]
三、俄共兴衰引发的几点思考
俄共的兴衰不能不引起深思，对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殷鉴。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特别是执政党建设，是一个关乎党的生命的极其重大的课题。首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勇于发现、勇于改革、勇于创新，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既能发挥开启和引领人民的作用，又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也是不断前进、壮大和发展的动力。
其次，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对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优秀文化成果都要善于汲取、善于拿来、善于改造，同时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批判精神，保持先进性，引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要抛开以往那种将伴随资本主义而产生的所有衍生品尤其是自由、民主的思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