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摘自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
1. 分析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累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历史背景。 2.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3.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时期，主要的矛盾有哪些？这些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4. 结合材料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创新社会管理的启示。
五、结合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材料1：我国的医疗改革历程回顾
1979年，医疗改革“初露端倪”。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媒体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卫生部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1992年，向“医疗市场化”进军。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医疗服务进入市场化阶段。2000年，公立医院产权“变卖”。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被解读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2005年，医改风云突变。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提出“市场化非医改方向”，中国医改再次引起关注。2007-2008年，医改进入最后冲刺，最新医改方案提交2008年3月“两会”讨论。至此，中国医疗改革近三十年的风雨征途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2009年，国务院出台最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其中重点提出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以此五项重点改革，旨在着力解决群众反映较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12年，3月21日，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到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6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总结报告》完成。报告指出，新一轮医改统筹推进五项重点改革，如期全面完成了三年医改各项任务；8月30日，卫生部、财政部等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
意见》。开展大病保险，对城乡居民因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报销，目的是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再因为疾病陷入经济困境。
材料2：中国医疗暴力史
2013年11月5日，一组上海华山医院医生跟公安学武的照片在网络爆红，有网友调侃道：“医而优则武”。调侃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曾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正成为当下中国最高危的职业之一。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从2000年至今，至少有150多起医疗暴力案例被报道过，其中致人死亡的有30多起。作案工具包括马刀、宰羊刀、水果刀、铁锤和斧头。这仅仅是被媒体记录的案例。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全国有96%的医院有医生遭到过语言暴力，遭遇过身体暴力的达六成多。
历史上，医生社会地位颇高，《文正公愿为良医》中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一说。上世纪80年代，医患关系亦相当和睦。权威调查显示，1991年，全国百家大医院共发生医患纠纷232件，1998年上升至1400件，而2003年仅北京就有5000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双输游戏，最终受害的是每个普通人。患者对医生的恨从何而来？又是怎样的社会土壤破坏了他们之间的信任，演变成从医闹到滥杀医生。
最近几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医闹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卫生部统计显示，2010年全国发生医闹事件1.7万多起，比五年前多了7000起。医疗暴力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陈尸、拉横幅、设灵堂、打砸医院，谩骂、恐吓、绑架、拘禁、殴打医护人员，极端的包括火烧和爆炸。这些案例中，医务人员除了要面临被砍杀的危险，还遭受各种凌辱。其中包括女护士被扒掉外衣；医院院长被逼在死者灵前下跪一小时；主治医生被逼抱着小孩尸体示众4个钟头，一边走还要一边说：“这个小孩是我一针打死的。”
仅从150多宗案例看，医疗暴力多集中在大中城市的三级医院。事实上，医疗暴力远要比想象中严峻，因为见诸媒体的只是少数极端个案。行凶者以家境贫寒的弱势群体居多，也有官员参与零星个案。2003年在河北任县人民医院，患者抢救无效死亡，作为患者家属的该县司法局局长聚众打死前来调解的医生。
2007年5月，陕西榆林市卫生局一名干部带小孩看病，因为嫌陕西榆林儿童医院医生看病慢，对医生大打出手。医疗暴力也可能发生在医生上班和回家途中。2006年3月15日下午，辽宁省锦州义县一名患者将午休归来正猫腰锁自行车的胡大夫连砍十多刀，胡当场身亡。医疗纠纷、对诊疗结果不满、嫌费用过高，是患者向医务人员施暴的三大主因，但有不少施暴并非因为疗效。2012年哈医大医生被杀案中，被杀医生建议患者先治好肺部结核后再进行治疗，患者认为医生在故意刁难他，遂杀医泄愤。
例如2010年山东齐鲁医院杀医案，“凶手父亲13年前死于肝癌，但他一直没闹，到自己下岗了，就把怒火发泄在当年给他父亲做抢救的两名护士身上”。
梳理150多宗案例可见，医疗暴力正从打砸医院、医闹，向无目的地滥杀医生转变，并在2012年到达顶峰——22起暴力伤医中有9起致人死亡，而过去每年只有两到三起。
医生从医信心在不断下降。中国医师协会2009年的一个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有六成多医师对当前医疗执业环境不满意，比2004年高了两成。仅有一成多的医师愿意子女日后从医。很多人担心这样下去会无医可求。卫生部2008年统计显示，最近6年共有100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
150多宗案例中，大多数患方并非一开始就诉诸暴力的，即便诉诸暴力，也并非一开始就升级的。之前还包括鉴定、调解、协商、起诉等过程。已经被执行死刑的白血病患者彭某在杀害主治医生王万林之前，曾数次向院方提出解决方案。彭的要求在其家人看来并不高，因为复查时专家会诊称其手术失败，彭要求要么免费再做一次，要么赔55万，但均遭院方回绝。
如果彭世宽想获得赔偿，首先要做医疗事故鉴定。现在鉴定权大多从原来的卫生行政机关移交给各地医学会，但医学会仍是半官方机构，跟医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于医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独立性和公正性难获患者认可。就算彭世宽真去做了，也要等上好几个月。有调查表明，市一级鉴定可能要等上4到8个月，省一级的二级鉴定可能拖一年左右。结果却往往难令患者满意。据报道，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只有一成多被鉴定为医疗事故。
从医院角度而言，医疗事故定性事关医院声誉，不少医院往往否定医疗事故的成立。
如果对医疗鉴定不满，患方也很难诉诸法律。尽管考虑患者举证难，2002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推行举证责任倒置，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患者利益。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多以医疗纠纷专业性太强为由，直接依据医疗鉴定结论裁决。举证责任倒置本身还有负面效果。有权威调查显示，72%医生不赞同举证责任倒置，认为这将会使医生趋向保守治疗，没100%把握不敢抢救，能多开检查就多开检查，严格保管医疗档案。患方对调解的回避，同样源自对公权力不信任。“且不说会否有包庇情况发生，卫生行政机关即便处罚也是处罚医院和医生，患者很难从中获得经济赔偿。”法律学者徐昕在《暴力与不信任——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中写道。
社会救济也并不完善。中国医院协会调查显示，有50%左右的医疗纠纷案件，属于医院无过错尸检，比如严重疾病、药品不良反应、产品质量等等，但中国没有无医疗过错的补偿机制。多数患方在走投无路时，会先向医院提出赔偿方案，医院一般认为过高而拒绝。相比私了，医院更相信常规途径，他们会担心患者反复要求赔偿。患方最后往往会走一条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私力救助渠道：暴力。有权威调查显示，仅有28%的公安机关在医院发生这类纠纷事件时，帮助平息事态，而有70%的公安机关处在不积极作为状态。这让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邓利强感到很无力
最近几年医疗暴力频发后，原卫生部、公安部两部委发文呼吁对医生进行保护，例如规定医院要设立警务室，但在起威慑效果的同时，也把医生再次推到患者对立面。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个维稳逻辑下的纠纷解决潜规则，在医疗纠纷中相当见效。150多宗案例中，大多数医院赔钱了事。医院的赔偿行为很多是在政府介入之后作出的。有的是相关部门强行从医院账户划钱赔给患者。有的是当地卫生、法院、公安、区政府介入后，以医院无条件承担患者后续治疗费了结。维稳逻辑无形中助长了医疗暴力，使暴力陷入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广东2006年上半年200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件私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