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的金融风险度量研究
5 基于VaR的操作风险度量 .......................................... 36
5.1操作风险定义 ................................................ 36 5.2操作风险模型简介 ............................................ 37
5.2.1基本指标法 ............................................ 37 5.2.2标准法 ................................................ 38 5.2.3高级计量法 ............................................ 39
6 结论及展望 ...................................................... 43 致 谢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参考文献 ........................................................... 45 附录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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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引言
1.1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2008年，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华尔街五大投行已成为历史，美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引发的次贷危机逐步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我国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6家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次级按揭贷款，对我国金融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2007年底,中国持有次贷支持的债券面额超过 100亿美元,中国银行持有 79.147亿美元,亏损额最大,其他银行持有份额较小,亏损小。虽然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机构直接资产损失有限，但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间接影响深远。因此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背景下，研究我国金融业风险管理，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1988年以前，银行监管机构通过设定资本金占整体资产的最低比率来管理金融风险，但是不同国家对于资本金以及资本金同整体资产的比率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同时，银行交易越来越复杂，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猛，加大了银行风险的暴露程度。这样的一些问题促成了比利时、加拿大、法国等西方十个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设定了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委员会定期在瑞士的巴塞尔国际银行协调局（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召开会仪，会议的第一项主要成果就是产生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这一报告被称为“1988年《巴塞尔协议》”（The 1988 BIS Accord）。1996年，“巴塞尔资本协议修正案”提出对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规定银行必须要持有额外的监管资本，以应对交易中出现的市场风险，并提出了用VaR计算市场风险的方法。1996年修正案要求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既能覆盖市场风险又能覆盖信用风险，这标志着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已转入全面风险管理阶段。1999 年的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中，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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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倡使用用 VaR方法度量信用风险。该修正案提出了由于市场价格变动引起市场风险的最小补充资本储备要求（BIS,1996），并且提供了两种计量市场风险的方法：分别是标准法(Building Block Method)和内部模型法（IMA）。 标准法需要分别计算每个风险模块的资本金要求，整体的资本金要求是由每个风险模块的资本金要求加权平均得到。内部模型法（IMA）是在满足审批程序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以 VaR 方法为测量工具来测量银行资本要求的方法。内部模型法（IMA）确定了基于银行内部风险测度计算银行资本要求的方法。在使用内部模型法时，巴塞尔委员会规定：风险价值必须每日计算；持有为 10 天、99%的把握程度的损失分布至少使用12个月的数据等，以保证计算出来的资本要求是充足的。在完成此修正案后，银行的整体资本金包括：信用资本金（风险加权资产的8%）和市场资本金，整体资本金=0.08×（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要求等于在最近 60 个交易日内平均每两周的 VaR 报告的一个倍数（≥3）[2]。这一方法充分体现了风险投资多元化的好处，内部模型法所产生的市场资本金量往往低于标准法所产生的资本金数量。较为发达并且具备完善风险管理功能的银行可以采用内部模型法（IMA）。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巴林银行、大和银行破产倒闭、法国兴业银行内部人员违规交易损失事件以及澳大利亚国家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事件以及等等因操作风险引发的金融事件，无不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的人为因素风险及其他风险有关。实际上，此次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的美国次贷危机也正是由于违规操控金融衍生产品，忽视了操作风险的管理。在 1999 年 6 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提案，增加了操作风险的资本金内容，将操作风险列为继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之后的第三大风险，规定操作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等于12.5乘以操作风险资本金数量。这一提案在2001年1月及2003年4月得到修正，并于2004年6月得到了所有参与成员的同意，在2005年11月提案得到进一步更新，经过又一轮定量影响测算后于2007年实施，即《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Ⅱ）[2]。“Basel Ⅱ”确定了金融风险管理的三大支柱，分别为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督审查过程和市场纪律。第一支柱中，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加强了操作风险的资本金内容，提出用 VaR 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综合的风险管理，对银行账户中的信用风险计算采用了新的计算方式。至此，VaR 作为一个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开始在各金融机构中获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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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VAR方法已从市场风险管理领域拓展到其他多种类型的金融风险领域，包括很多外贸企业也已经开始使用VaR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VaR方法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业风险管理的标准。利用VaR对风险的计量促使了金融风险管理从定性向定量转变，不仅大大提高了银行风险的透明度，也促成了银行风险管理的可视化（visualized）发展。
大力开发和应用VaR方法，对我国金融风险管理技术从定性分析向定量管理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利率市场化、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等，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日益复杂，越来越有必要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全面综合的风险管理。VaR既可以衡量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各个方面，又可以对风险进行量化处理；既为金融机构防范风险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也为金融机构之间衡量风险水平提供了一个市场标准。VaR方法在我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它的推广和应用有助于我国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监管能力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与国际惯例相一致。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弗里德曼（1953）在其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一个模型可能很简单的，但是只要它能够预测未来并能提高决策的效率，就是一个成功的模型。”[3]VaR方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际金融机构对风险管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加强了对风险管理定量化研究，VaR方法应运而生。有关 VaR方法研究的文献论文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面。理论研究主要致力于提高 VaR 的计算精度和速度，应用研究则侧重于如何将 VaR发展成为一种综合风险管理工具。在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推动下，VaR方法的理论研究以及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都有很大的发展。
VaR是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他运用VaR方法研究了证券组合选择模型。1993年，一个30人课题组（G30 policy recommendaions）在研究衍生品基础上发表了的 《衍生产品;惯例与原则》 (Derivatives practices and principles)的风险报告，这一报告的提出直接影响了风险管理的实践过程，并正式提出了VaR的概念，继而VaR方法在风险管理领域迅速发展。而后J.P Morgan银行发表的Risk Metrics风险控制模型阐述了VaR风险值的计算方法和应用，奠定了用VaR方法量化风险的基础。J.P Morgan在“value at Risk:the new bench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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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ntrolling derivatives risk”中详细说明了VaR的概念，并对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做了深入研究[19]。1995年J.P Morgan又在其《风险测量尺度》中提出了用方差—协方差法计量VaR的方法。Kupiec(1995)主张用回顾测试检验VaR计算的结果是否符合实际，已解决收益率分布的厚尾等非正态分布问题。Basak & Shapiro( 2001)的模型中,VaR必须在一定期限下计算，管理者可以持续地重新调整它们的投资组合[4]。David H.Pyle在 《Bank risk management： Theory》一文中详述了风险管理的主要内容，认为风险管理主要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经营风险和操作风险四种风险，并阐述了VaR技术在风险管理中的发展，强调了VaR方法在金融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Crouhyatal(2000)、Frey &McNeil(2001)、Michael B·Gordy(2002)的研究成果在信用风险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研究发现只存在单个因素风险下，银行信用 VaR 的贡献具有 “组合不变性”； Susanne Emmer & Dirk Tasche （2003）提出了基于单因素 Vasicek 信用组合模型的 VaR 粒度调整方法和半渐进方法。
[5]Duncan Wilson（1995）最早提出了操作风险的 VaR 度量方法，从理论上分析
了VaR方法测算操作风险资本要求的可行性，但是没有进行具体数据的实证分析；Alexander J.McNeil(1999)分析了极值理论在操作风险量化管理中的应用，但也仅限于理论研究；Medova（2000， 2001）和 Kyriaco（2002）应用 VaR和极值理论对操作风险进行了量化分析；John Jorda(2003)运用极值理论对大型国际银行的操作风险进行了模拟测算，结果与实际接近[6]。
将VaR首先运用到投资业绩评价中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信孚银行（Banker Trust）。2001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Philippe Jorion教授对VaR模型做出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书中详细介绍了VaR风险度量方法、VaR的监管、运用VaR测度交易和投资过程中的风险、使用VaR进行绩效评价等几个方面。
就我国目前研究状况来说，对VaR度量方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VaR进行研究最早的文献是学者郑文通于1997年发表的《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他在此文中介绍了VaR方法产生的背景、计算方法和用途以及在中国使用的必要性。王春峰于2001年著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该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 VaR 风险量化管理的有关理论基础和实践；李志辉（2001）在其《现代信用风险量化度量和管理研究》一书中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际上较流行的信用风险量化管理模型，并结合我国信用风险管理状况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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