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57页。）
秦始皇从即秦王位到统一中国死于皇帝位上，是公元前246年到前210年；阿育王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73年到前232年。就是说，秦始皇和阿育王在位的时间大致相同，因而有可能互派使者；从中外交通来考察，虽然从先秦以来中国内地与古西域之间已有某些民间往来，对古西域已有一些模糊认识。但是，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当时印度已与中国发生往来，因而关于秦始皇时有佛僧来华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7.汉武帝时已知佛教
说汉武帝时中国有人知道佛教，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不是不可能，但现存资料的有关说法却难以证明其可信。
宋宗炳《明佛论》说：“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是说东方朔已知佛教。而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一，《译经上·汉洛阳白马寺竺法兰传》却说：
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高僧传》（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
所谓劫烧之说，是佛教对世界构成和发展的一种看法。上述“劫烧”、“黑灰”是指世界因“火灾”烧毁后剩下的灰烬。这种“劫烧”说至少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才会被人了解。东方朔虽然知识渊博，但没有记载说他知道佛教，而且上述两段引文也是有矛盾的。因而不能就这样认为东方朔已知佛教的存在。正如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所载：
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
此外，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汉武帝时已知佛教的另一种根据是说汉武帝虏获匈奴用以祭祀的“金人”，而“金人”即佛像。《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记载：
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臯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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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金人”是不是后来的佛像呢？究竟这些说法有没有真实的历史根据呢？查证《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的有关记载，发现和上文有了一些矛盾的地方，如汉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是在浑邪王投降之前，而不是上面所说在此之后。司马迁和班固每逢提到休屠王金人时总是明确地说是“祭天金人”。他们也没说过“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之类的话。但《魏书·释老志》在讲金人时把“祭天”去掉，似乎故意暗示此金人即金制佛像。其实，匈奴是有祭天的传统习惯的。《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提到：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也记载：匈奴俗，岁有三笼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因为匈奴单于自认为是上天所立，是上天的代理人，所以他们有崇拜上天的宗教意识，进而重视对天神的祭祀。对此，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同时代人是很清楚的，他在休屠王的“金人”前特别加上“祭天”二字正是说明它们是匈奴祭天的神主（偶像）。
实际上，汉武帝时（公元前二世纪）印度佛教还处于部派佛教时期，社会上既无成文佛经，也没有制造佛像。当时的佛教以佛塔为信仰崇拜中心，而直到公元后一、二世纪，随着佛教徒对佛陀的不断神化和大乘佛教的逐渐形成，印度佛教在吸收希腊和波斯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之上，才逐渐有佛像的制作和崇拜。因此，说汉武帝时已有佛像祭祀是难以成立的。 8.刘向发现佛经
刘向（约前77～前6年），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曾校阅朝廷所藏图书。后来的佛教徒传说他在校阅图书时曾发现佛经。
实际上，在刘向所处的时代，在毗邻印度南部的斯里兰卡才刚刚出现用文字写的佛经（前一世纪），而在印度北部直到公元后一、二世纪才出现成文佛经，当时在中国是不可能有成文佛经传入的，因而这种说法也是不可信的。 总之，以上种种说法虽在中国佛教史上为不少佛教僧侣学者深信不疑，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各种资料进行考察，都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年代，当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时候。自汉武帝开辟对西域的交通以来，西域各国与汉内地的政治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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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频繁。此后虽然汉政府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出现反复，但汉人和西域人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没有停止过。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传到中国内地。 以下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些记载，基本符合当时的史实，也印证了佛教东传的年代：
1.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佛经
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后，印度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东夷传》的注引上有一段记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上述事件在历史上虽为孤证，但其时大月氏王丘就却正征服罽宾，而罽宾是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因而大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西汉青年学子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也是可能的。后世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 2.楚王英奉佛
东汉初年，在统治阶级上层已有信奉佛教者。当时人们把这种外来宗教看作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以祈求福祥。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中记载：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梁启超著《梁启超谈佛》，彩色插图珍藏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3.东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流行着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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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说法，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开始。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不太一样。其中最早的记载当是著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95页。）
此后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第二十一篇基本延续了这一说法，但在情节上有所发展。到了范晔，他在《后汉书》则说：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从确凿的描述到“世传”的变化，可以看出在当时也没关于汉明帝求法的确实可靠的成文资料。
对于汉明求法的记载，梁启超干脆认为“全属虚构”。他在文章《汉明求法说辨伪》中从“张骞”姓名的出现、当时中国与西域交通的断绝等方面论证汉明求法的虚假，最后得出：汉明求法，乃一羌无故实之谈。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诬，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二千年竟未有人敢致疑焉。吾所以不能已于辩者，以非将此迷雾廓清，则佛教发展之阶段，无由说明，而思想进化之公例颇矣。（梁启超著《梁启超谈佛》，彩色插图珍藏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由此可见，汉明求法说也并不是古来就一致的。
总之，汉明帝求法说从其基本情节来说是比较可信的，但它只是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不能说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4.东汉末年笮融建造浮屠、佛像
据《三国志》卷四十九，《刘繇太史慈士燮传·刘繇传》中的记载：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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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馀人，悉课读佛经， ??
此段文字应该是正史中第一次明确记载兴建佛寺佛像和社会一般民众信奉佛教的情况。此后，社会上建造佛像之风一直很盛。
总括来说，一种宗教在它没有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之前，人们对它一般是不太注意的，而在它一旦得道盛行而要追溯最初的历史时，则多属编造，往往不顾事实。从现有史料分析，佛教在西汉末年已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到东汉以后逐渐在社会上流行。它依附于社会上盛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得道统治阶级上层部分人的信仰，为以后佛教的深入传播拉开了序幕。因而，如果不断定具体 年月而笼统地说佛教在两汉之际输入中国内地，也许更符合实际。 四、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及发展的原因
1.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为了在中国站住脚，必定要与中国原有的宗教迷信思想特别是道家学说相融合。在两汉当时迷信盛行的风气下，佛教往往被中国人理解为迷信宗教的一种，是神仙方术的一种，是黄老之术。因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根来，正是由于它适应或吸收了中国传统宗教和哲学的某些特点。对此，梁启超说过：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无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譏、支谦、法护辈踵兴译业，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梁启超著《梁启超谈佛》，第77～78页） 2.佛教在中国得以生根的另一个因素是一批僧侣作出的努力，如摄摩腾、竺法兰、安世高、迦譏、支谦等人，他们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谓功不可没。
3.佛教所传播的思想符合封建统治阶层的需要，因而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推广也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楚王英的奉佛、明帝的求法都推动了佛教的传播。
4.中国日益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令广大人民急需寻找一个思想上的信仰，而佛教所宣扬的教义符合人民的追求，因而越发为社会所接受。
当然，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上面几点仅是其中的一些，也是较重要的，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更多的讨论。
五、西域在佛教传入中国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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