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在地的派出所户藉发迁移证，落户人持迁移证到准落户的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户口簿和户籍底册需相互对应，但倪淑兰未用此办法办理落户手续，虽然只有一个户口薄，不能证实其真实的落户时间。
3、倪淑兰提出自己一家三口未能被确定为有土地承包资格是部分村、社干部对其实行报复，此问题不能得到证实。倪淑兰提出自己未能按政策分得土地是少部分村、社干部对其进行私人报复，所以1996年12月31日村、社干部去派出所查户口底薄时故意把倪淑兰一家三口人的存在说成不存在，以达到不分给她一家三口人土地的目的。事实是在1996年12月31日查户口底薄时不是一个人去的，既有村班子成员，也有社主任参加，所以不存在村、社两级干部共同用不分给土地的办法报复倪淑兰的问题。
4、原春阳乡党委书记张会彬和包村领导魏春芳提供的证明未提及到关于倪淑兰一家三口人未能足额分到土地的原因。魏春芳同志1996年在春阳乡任副乡长，负责包白家村。据魏春芳证实，当时倪淑兰是按婚出人口每人给一亩地的标准分的地，并未提及倪淑兰一家是否具备分地资格。当时的党委书记张会彬同志证实倪淑兰一家三口具备承包土地资格的理由是倪淑兰一家户口在白家6社已落户，并在外地未分到土地，但分地小组及村民则认为倪淑兰的户口是在1996年12月31日以后找人补登的，这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后来，乡里派人解决倪淑兰承包土地的问题，经协商，村里决定用河套地亩顶1亩给倪淑兰，但倪淑兰未能同意。 5、倪淑兰提出1991年她已分到土地，为什么1997年又不给地。据调查，倪淑兰在1991年是以照顾的名义按婚出人口每人1亩地的标准给的地。倪淑兰提出本人户口是在1987年迁回春阳白家村，如果真是这样，1991年小调时，倪淑兰应分得整份土地 ，但1991年每人仍然分到每人一亩地，这说明倪淑兰在1991年分地时也没有户口。关于倪淑兰提到既然她没有分地资格，为什么还让她抓阄的问题，经调查，当时让她抓阄是按婚出人口分地抓的。 综上所述，本仲裁厅经过认真的评议，特仲裁如下：
1、关于倪淑兰在1996年是否具备承包资格的问题。按照1996年12月8日《中共九台市委、九台市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政策的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承包资格的确认以户籍为依据。凡在籍农业人口，承担应尽义务，均可在户籍所在地承包一份土地”；第三十八条“户籍注册的时间界定在1996年12月31日零时”；第三十九条“人在户不在者，在居住地不享有土地承包资格”之规定，1996年土地调整是严格以户籍为准的。在土地调整之前，各级政府就已通知广大农民以户藉做为承包土地资格的主要依据，并要求相关人员务必在1996年12月31日之前做好户籍的相关事宜，当时倪淑兰未被确认有承包土地资格，是因为1996
年12月31日在春阳派出所未查到倪淑兰的户藉底册，所以未被界定为分地人口，事后倪淑兰仅凭一册户口本不能证明该户已在白家6社已落户，倪淑兰当时未被确定有承包土地资格是正确的。
2、倪淑兰户口在1987年从九郊迁出后，到1996年末一直未能按要求及时在白家村落户，从而导致了1996年12月31日未能被确定有土地承包资格，责任在其本人。倪淑兰一家三人在九郊未分得土地，在白家村每人只分得一亩土地，这说明倪淑兰未分得双份土地。如果当时六社多数村民认可和没有意见，既使是倪淑兰户口在12月31日前未能落下，也可以为其补足承包的土地。但在1997年春土地调整的后期，乡政府已派人解决此事，村里也同意用坝内河套地亩顶1亩为倪淑兰补足土地面积，但倪淑兰未能同意，致使该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未能处理，责任也在其本人。 为了稳定农村大局，进一步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XX）21号〕第三条“对外出农户中少数没有参加二轮延包，现在返乡要求承包土地的，要区别不同情况，通过民主协商，妥善处理。如果该农户的户口仍在农村，原则上应同意继续参加土地承包，有条件的应在机动地中调剂解决，没有机动地的，可通过土地流转等办法解决”之规定，从XX年开始，可以从白家村6
篇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纠纷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纠纷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随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在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之后，广大农民的权益保护意识显著增强，特别是北京地区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确权后，“土地经营收益70%分给广大村民，30%归村集体支配。”土地承包合同将直接关系全体村民的切身利益，纠纷的群体性、复杂性、多样性、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等特点尤为突出，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并认真分析其特点和原因，探寻规律和解决对策，以化解矛盾，定分止争，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概述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就集体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所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因承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还是外部成员的不同，农业承包合同可分为内部承包合同与外部承包合同两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承包方的合同称为内部承包合同；集体经济组织外部成员作为承包方的合同则称为外部承包合同。并具有以下四方面法律特征：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体具有特定性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村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一般是农村集体的成员，其中包括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包括其他村集体的成员，或者是本村与他村集体的成员的联合。在有些情况下，承包人也可以是非农村集体的成员。
从承包人的组成看，包括个人家庭承包、合伙承包、集体承包等。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应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宜家庭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
等农村土地，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并应当签订承包合同。但是，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承包农村土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客体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