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解缙的治国思想
在永乐初年，解缙奉命修撰《明太祖实录》和《古今列女传》。而解缙最大的功劳在于编修《永乐大典》。在洪武时期，解缙在呈上的《大庖西封事》就初步提出了这一个构想，当因其他原因没有实现。成祖继位后，命令解缙修撰这样一部类书，“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葺为一书，无厌浩繁重”。解缙接到命令后，就开始准备事宜，在永乐2 年（1404）编成，取名为《文献大成》，成祖感觉这本书仍然内容太过简略，不够宽宏，于是又命令以姚广孝、刘季箎和解缙为总裁，重新编修。直到永乐六年（1408），《永乐大典》才告完成。《永乐大典》全书仿照《洪武正韵》的韵目进行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把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制、名物、奇闻异录等类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到明朝初期的8000 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全面收辑，加以汇聚群分，内容详备。凡是入选的书，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篇、整段分类编入，使大量在宋元以前流传下来的佚文释典得以传世，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方面丰富宝贵的资料，以至于到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时，还能从中辑出佚书500 余种。它的编纂，把解缙的人生功业推上了最高峰，也显示了这个大才子作为领军人物的卓越组织才能，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杰出贡献, 解缙从此与《永乐大典》一起名垂青史。
永乐初年，皇帝召见朝中重臣福乐、金忠讨论立储问题，结果发生分歧。以福乐为主的武将认为应该立皇二子朱高熙为太子，因为朱高熙有战功，善骑射，像成祖；以金忠为代表的文臣则认为，长子朱高炽，天生宅心仁厚，且历史上嫡子与庶子争夺皇位之事应该引以为戒。在成祖犹豫不决之时，解缙的两句话“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 好圣孙”使得成祖下定决心立长子为太子。因此解缙开罪了汉王朱高熙。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解缙以古为鉴，坚持“帝长子继承制”，指出“仁孝”是一个统治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永乐二年，解缙出任甲申恩科廷试主考官。这是永乐朝第一次“为国抡才”。虽然这次考试给人以“结党营私”的嫌疑和口实，但也为明朝选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解绪被贬为广西布政局参议。
永乐四年( 1406 年) 七月, 安南( 今越南北部) 反叛, 朱棣下令出兵讨伐。解缙主张安南叛服无常，即使镇压下去，也会东山再起重新叛乱，提议“故宜安抚为由”，进谏朱棣不要出兵，这使得成祖相当不愉快。因此，永乐4 年（1406）赐赏文渊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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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淮等5 人二品沙罗衣，故意唯独不给解缙。永乐5年（1407）淇国公乐福将秘密商定立储的事传到外廷，群臣议论纷纷，成祖非常生气。汉王朱高炽诬告是解缙泄密，解缙再次别贬往交趾。
在交趾任官的三年中，解缙表现出其天资卓越的才能，为文多不属草，傾刻洋洋洒洒数千言。永乐8 年（1410），解缙奏事入京，途经西川，一路溯流而上。解缙看见赣江泥沙淤塞，解缙写下了《请凿赣江通南北》[10]的奏章。在这份奏折中，他如实的汇报了自己途中的所见所闻，提出了解决方法，希望根治赣江，疏通河道。然而不久之后，解缙下狱，直到死。此奏章也遗失。
三、 解缙的治国思想
因自小接受的家庭以及江西朱子理学文化的影响，解缙的治国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本，欲将儒家思想加以发扬。试分析他的政治主张，可发现他的大多数建言，以现实社会为本，欲改革先前遗留下来的社会弊端，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和发展。除了维持国家安定之外，也提倡引导人们走向正道，这也算是儒家思想的实质发扬。本
章旨在介绍他的治国思想，他的学术考虑前人已经多加研究，便不在多加以述说。
（一）关于教化百姓
解缙一生忠君爱国、直言敢谏，从其《大庖西封事》与《太平十策》即可看出其政治主張亦根源于儒家思想。又以爱民为本，站在百姓的立场，为百姓寻求更佳的生存之道。以下就其倡导教化百姓方面的观念加以述说。
1.倡导重人伦
明代初建，社会初定，人伦关系因先前的战争之故受到冲击，造成社会不安，因此有恢复的必要.只有使得国家社会能进入平安之境，人们才能够安居乐业，故解缙强调了人伦的重要。而官妓，娼优等都相当的不人道，对于人伦关系的建立有莫大的伤害。因此解缙主张应予禁绝，指出“官妓非人道所为，禁绝娼优，俾于变之，民不迁于淫巧。” [11]解缙更主张尽忠、尽孝、行仁道，以维持家庭伦常与社会秩序，稳固国家政治的基础。
2.解缙主张教民以礼
教民以礼，就是对人民进行教化，使得人民能够遵守规范，并且建立起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观念，用以维持社会的秩序。而教化的方式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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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往常礼教，二是进行法律条文的讲解。解缙以儒家为正统为宗，力避异端邪说，并认为君主不应以神道方式愚民：“凡百家神怪诞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烛之矣。然犹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谓以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上言太祖绝鬼巫、破淫祠，即或兴师喻民亦不能以神怪荒诞为名义，若此则有欺民之嫌。政府若欲取信于民，行事皆须以正名大义，不可利用人民之无所知行征伐等事。” [12]另外解缙也建议以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教导民众，使民众自我管理：“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 [13]同时氏族大臣应为民表率，这样就能比较容易推行。
3.主张兴礼乐。
天下已经趋于平和，可是百姓不熟悉礼法，政府有责任教导民众：“今天下祭祀无乐，宜祥定颁行天下。”，若能使百姓熟悉礼法，并习音乐，将可使民风更加淳厚并陶冶民情，使人民自然遵守社会规范。另外解缙并建议实施礼乐之法“一禁天下胡琴、羌笛，一应俗乐，禁庶人不可作园社。”除此之外解缙尚认为要有礼法的分际：“一京城及天下官路宜分为五级，广若干步。中为御道，高于地若干丈，其左官员儒士路，一农商行路，一其右工人行路，一妇人行路，一使四民，不收之人无自出焉”。并且“以栏墙隔之，墙高及肩，于上印刻禁戒，不许参越。”另外对于不同职业身分之人的服装也要规范：“其士、农、工、商之人异其衣冠，使四民不收之人无容其身。士缁布冠，乌纱深衣漆为之，骨履篾以白皮布，任用黑质白缘其常服，许戴今之头巾及明帽，圆领衫丝，莜皂靴，等生员并同，农工商贾不许。农一笠棕草任用，上衣稍长，下及于膝，布裳履袜以布，布草任用色。以皂工帽以皂皮为之，布褶履袜以布布草，任用色以皂商，一笠以竹，直领衫履、袜白布，布草任用色以白。”[14]解缙认为若能行之，人人皆守分际，国家秩序井然有序，个人也可安其所。
4.主张新学校之政
太祖建国以后，就确立了“重教兴学”的方向，太祖曾经就指出，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对百姓的教化，教化的方法则是以学校为本，认为科举与学校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并且告诉了后人人才来源于学校的道理，强调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因此后来大力发展官办教育。
解缙也同样认为教育的普及将有助于启迪百姓的心智，所以他建言太祖广泛的建立学校用来培养人才。他指出，“每县学生员三十人，府学百人， 每岁春、秋二季，县儒士试于学试，中曰俊士，始入县学。县设公宴以迎榜至其家，县官亲送。二年各县之生员试于府，以八月试，中曰选士，始入府学。宴迎之礼亦如之三年乡试、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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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如今制始曰进士，每岁府学学贡十人与国学曰贡士，试中县官传榜至其家。” [15]除此之外，解缙还建议与后复书院及实施学田制、义田制，以使世人能安心读书，并在京城、大腾港等处开书局，州县设立书坊，用碑石刻人伦条目、道德规范以时时自我警惕。
5.行均田、井田之法、义仓之举。
洪武初年，太祖为了减轻老百姓的田赋和差役的负担，推行全国人口普查、土地丈量工作，并编成黄册、鱼鳞册。但明初时期一切草创，新制度的推行遭遇许多困难，且由于江浙之地是当时国家财政经济重心，太祖大部分的丈地、编册仍以这二地为重，其它地方并未受到同等的和重视，故有流弊产生，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仍因为赋税不均而生活的非常痛苦。解缙深入地察觉到人民的痛苦，建议太祖行均田、井田之法，以改善人民赋役不均、生活困难的情形：“则太平万世之法，固有待于今日也。为今之计，参井田均田之法而行之，不必拘拘于方里，而劳民动众设沟治涂，而事事合古也。”[16]，而实际做法在于户部计算天下间所有丁口及土地之数，并且“二百丁为一里，里同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17]并且“每丁受田若干亩，卢舍、邑居、池井、畜牧、山林、蔬果之地若干亩，树艺各随其土之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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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私地之外，也要大家共同耕作公田。人民在20 岁即授田耕作，当年
老去世时将配田归还，如果把私田随意买卖者则用重刑处罚他。
（二）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
解缙认为统治者因以爱民为本，但不否认国家机器的重要性，故对国君提出中肯的建言，以期使人民安乐、国家强盛。以下就其对于治理国家的思想进行述说。
1.注重宦官之祸
明太祖建国后，汲取历史教训，充分认识到了宦官之祸，明确指出禁止宦官干预政事，并以立法的方式规范宦官职责。洪武9年，命人在宫门前铸造铁牌，铁牌上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因此在明代初期虽有小部分宦官已开始干预政事，但实力并不太大，并无严重的宦官之祸，但解缙认为应该要未雨绸缪，“易置寺阉，尊天子之贵，不近于刑人。”[19]，提醒皇帝要小心谨慎：“阉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窃权，势遂至于不可抑。”[20]，以免落入汉、唐宦官为祸的情况。
2.兼行封建、郡县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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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建立后不久，太祖就实施了封藩制度，用以强化同志的基础，并认为实施这个政策可使国家长治久安。而解缙建议太祖除实施封建之制外，也应该兼行郡县之制。他认为广泛的册封诸侯而削他们的军事力量是万古不变的道理，还指出周代之所以能长治久安也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原故。而且还提出了可行的方法：“为今之计，异姓不可封也。惟诸王所封之地宜以一县令主治之，一循古者诸侯之制，择贤以辅惟世子袭爵，其庶子十岁以上者，宜于水陆、都会、山川要害之处别封，以一县择贤能之人辅之。”[21]解缙认为如果真的这样实施，那么过了5、6年，州县都成为了诸侯国，而天下诸侯都是皇帝的子孙，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3.正官名与讲武。
明代废除了丞相之制以后，君主一人总揽大权，以六部处理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而六部的主要负责人即为各部尚书。而解缙认为制度上有名实不符之处：“今之六部即古之六官，而尚书之官。本汉朝内臣如尚衣、尚宝之类而以为六卿，名实不相符矣。侍郎之名亦自不通，宜改从古。” [22]同时，解缙还主张修武备，开武举以收天下英雄，用以保卫国家。
4.在刑法方面的主张。
明太祖是从民间走上帝王之路的，他对元末官吏贪污现象多有体会，所以他常常告诫他的臣子应该多体恤民情，切莫贪财好色。而且明太祖还颁布了严格的法律《大明律》，并且颁布《大诰》作为补充。在《大明律》中，对于贪官污吏处罚相当严重，而《大诰》则增加了更多的罪名。
但解缙认为刑罚不宜太严，且需明令于法，以减少人民的猜测，太祖起于元末乱象，一切用重典，加上文字狱，照成明初士人不愿仕途，在解缙的上疏中即指出此一情况照成的原因：“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岁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23]许多执法官尽以刑罚为能事：“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刑多寡为功劳”，造成了刑罚过重。解缙建议太祖减轻刑罚，纳用贤能。另外解缙还极力建言太祖废除廷杖制度：“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厉。小有过差，蒲鞭示辱，亦足劝懲矣。”[25]廷杖是太祖當当时对士大夫所施行的最无礼的酷刑，使得士大夫的尊严遭到极大的打击，目的在于使君尊而臣卑。而宦官监廷，士大夫生死皆操与其手，造成士大夫只求自保，不讲廉耻之节，故建议太祖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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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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