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临川籍身份研究
作者：傅国斌
楔 子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著名古文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是嘉佑二年（1057）的进士，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官至中书舍人。其文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所称道。《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曾巩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著作今存《元丰类稿》50卷。但关于曾巩的里籍，世人只知道他号“南丰先生”，为建昌军南丰人，却并不知道他其实也是抚州府临川人。此文就是围绕曾巩与临川的关系，来揭开“曾巩是临川人”的身份之谜。
第一节 曾巩祖辈与临川的关系
曾巩抚州之祖
曾姓最初发源于今天的山东省苍山县西北。夏朝时曾建有鄫国，到春秋时被莒国所灭，后人用原国名“鄫”为姓氏，后去邑（即“阝”旁），以示失去故土，称“曾氏”，是为曾氏得姓之始。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有曾据率宗人自山东南迁庐陵之吉阳（今吉安之吉水），江西之有曾姓自此而始。据传，曾据生二子，曾阐和曾玚。曾阐的五世孙曾丞，官至司空兼尚书令，生有三子，即曾珪、曾旧、曾略。曾珪居江西吉阳，曾旧居江西乐安，其第三子曾略任抚州节度使，因此迁居于抚州，成为抚州之祖。 但他迁居于抚州何处？各地家谱记载却稍有出入，总结起来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说他迁居于抚州甘山；一种是说他迁居于抚州西城甘山，还有一种观点是说他迁居于抚州西城。所谓西城，指的是临川县城的西部。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析南城县西北境置临汝县，县城位于今抚州市西郊。隋开皇九年（589）至唐宝应元年（762），抚州城先后建于赤岗和连樊水西陲（今城西街办南岸村一带），唐中和五年（885），为防御敌寇入侵，抚州刺史危全讽将州城移至羊角山（今抚州一中校址），奠定了今日抚州老城区的规模。如这些家谱都是唐朝后写的，那西城即是指五代之前的抚州城，因其就在唐以后的抚州城的西面郊外，在语言上可说是城西，也可说西城。因此家谱所说其迁居抚州西城就没有错，绝不至于人当时在抚州做官，却无缘无故地把家放在一百多里的南城去。退一步说，这西城近则是抚州城西乡一带，再稍远则在现临川区展坪乡与温泉镇一带。但是，这几个地方并没有所谓的甘山一地名。很明显“西城甘山”之一地就很矛盾。抚州哪有甘山呢？在当时抚州府所管辖的南城县却有甘山一地。吴澄在《罗山曾氏族谱序》云：“豫章境内南城甘山之有曾，崇仁之咸溪亦有曾，盖皆都乡苗裔也。甘山之族一留居水口，一徙居藤山，一徙居南丰者，于子固为四世祖，计其伯仲季三离居，当在唐宋五代间。”又据曾同亨家传记载，曾巩四世祖曾洪立，抚州南城人。可知，这个甘山，就是南城的甘山，这似乎能证明抚州甘山一说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曾略迁居之地就是抚州南城甘山了，那就与“西城”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武城曾氏族谱》对曾略及其后人却有这样的记载：
曾丞三子略，官金紫银青光禄大夫节度使，徙抚州西城，配范氏合葬南城雅俗乡杉嶺；
继娶危氏葬山口；略生子炀，炀生子咏，咏字言忠，葬抚州南灵谷山午向，配钱氏葬抚州北虎头洲；咏子筠，字淩万，官封检校大司空，葬抚州西城，配赵氏封嘉国夫人，葬南城雅俗乡杉嶺南向，继娶王氏封福国夫人，葬抚州西城，赵夫人生子游，字可徒，行一郎，光化已末年，官授镇南节度左厢兵马使，检校刑部尚书守宣州行营渚军，水陆都指挥使大司空，开平戊辰改授江州刺史。旋奉诏驻守江西湖东等处，因家南丰城三水口，卒葬甘山金嶺，配蓝氏封嘉国夫人葬甘山。王氏夫人生子洪和宏??
《武城曾氏族谱》不仅明确地记载了曾略迁居抚州临川西城的事实，而且在叙述曾略以下四代人葬地的时候，只有曾略夫妇及曾筠夫人赵氏三人葬于南城雅俗乡杉嶺，却有四人葬于临川，其中葬于临川西城的有两人。到了第五代曾游立手上，虽然已迁居南丰，但安息之地却在南城甘山。需要指出的是，甘山与雅俗乡杉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甘山地近临川，而杉嶺地近福建。因此我认为，临川西城一地不是子虚乌有，曾略当时确实是迁居于抚州临川的西城，死后买穴安葬于南城雅俗乡的杉嶺。古时官僚富翁常常买穴安葬，让子孙后代繁荣昌盛。曾略的曾孙曾筠一代已经迁居于抚州南城甘山，死后选葬于临川西城祖居。而第五代曾洪立兄弟再由南城甘山迁居于南丰。因此，曾巩抚州之祖，经历了从临川西城到南城甘山，再到南丰的迁居过程。
同时，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它证。元代黄溍在《金溪曾君墓志铭》记载：“按《曾氏世谱》，曾子后十四世当王莽时避地豫章之庐陵，凡六世始徙临川，今抚州也。又十二世至康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丰。”元末明初宋濂在《宋学士全集》载《故韶州路儒学教授曾府君墓铭》 ：“十四传至都乡候据，徙豫章，子孙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传至略，迁于临川。”文中临川当时是指临川县，而不是指古临川郡。因南城早在北宋已另建立建昌军，至元代未有变化，所以黄溍所说的“今抚州”并不包含有南城在内。因此黄溍的这篇文章，亦可作为曾略始迁于临川的佐证。
明代罗玘在《长兴曾氏族谱序》中也说：“又次之日《源流》，曰口口，谱有二，其一为陶原，祖南丰；其一为南丰，祖抚州。”罗玘是建昌军南城人，固然知晓曾氏迁徙详情，曾洪立迁居南丰之际，南城尚归抚州管辖，但没过几十年，南城就从抚州分离出去了，如果南丰曾氏是以南城甘山为祖，那罗玘不妨直言“其一为南丰，祖南城”便可，为何要说它祖抚州呢，显然南丰曾氏是以抚州始迁之祖曾略为祖，而曾略最早是迁居抚州临川，子孙再迁南城。因此说其“祖抚州”，似乎含蓄地道出了曾氏在抚州辗转迁徙的过程。
曾巩南丰之祖
曾筠有三个儿子，长子曾游立为赵夫人所生，次子洪立及幼子宏立为王夫人所生，曾洪立就是曾巩的五世祖，也是南丰曾氏之初祖。《南丰县志》引《曾同亨家传》的记载如下： 曾洪立，抚州南城人，仕唐为南丰令。乾符间所在盗起，邑人危全讽团结少年保乡闾，洪立赞全讽举义兵讨诸贼，平之。由是见信任，典牙兵。其后，全讽以抚州听命天子为刺史，谋多出洪立。昭宗嘉之，授洪立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典南门兵，号南门司空。洪立复使人间道上书，言淮南荆湖可复状，不报。由是罢归，卒于南丰，是为南丰曾氏祖。临川人感洪立保障功，立庙祀之，在今金溪县东源里中。 南丰《二源曾氏族谱》记载稍微详细一些：一世祖洪立公，抚州金紫节度使略公之后也，仕唐为南丰令。云初唐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芝倡乱，黄巢应之，所在盗贼蜂起。南城人危全讽招同县少年为团结，保乡闾。公与可徒公、宏立公赞讽举义兵，全讽讨诸贼，平之。由是，公以州大姓，有智略见信任，典牙兵。四年，高安人钟传据有抚州，招讨曾元裕，诛仙芝余党，复陷洪、吉、虔、饶、信等州，传以兵逐去，遂据洪州而有之。公乃与全讽规复抚、信、饶等州。无何，传攻抚州，急城垂下。讽因以女婚传子，相以盟誓而还，城得无恙。传后以节度王江西，讽遂归命于传，传听命天子，谋多出公等。昭宗闻而嘉之，授公检校司空、金
紫光禄大夫，典南门兵马，号南门司空。己而奉诏与荆、湖诸将讨杨行密，有功，会诸将判，公乃使人间道上书，言淮南荆湖可复状，大臣避事不报，由是罢归，卒于南丰，是为南丰始祖。后临川人感公保障，为立庙祀焉，在金溪东源里中。
南城危氏与同邑曾氏是唐末五代抚州府的两大旺族，又世代交好。乾府二年（公元875年），黄巢起义军柳彦璋的部队，从九江挥师南下攻取抚州，富绅危全讽组织乡兵进行镇压，得到身为南丰县令的姻亲曾洪立兄弟的鼎力支持，所以当抚州农民运动平息之后，危全讽被授予讨捕将军。曾洪立深得危全讽的信任，让其统领亲兵。中和五年（公之885年）危全讽能时任抚州刺史一职，全仗曾洪立的谋略，唐昭宗特意嘉奖曾洪立，危全讽也让他掌管南门的兵马。曾洪立作为危全讽的重要副手，对临川及于抚州起到了保境安民的重大作用，因此才会有临川人立庙宇来纪念他了。曾洪立的祠宇在金溪东源里，即现今的金溪琉璃乡东源，此地附近的钱塘曾经是曾洪立的驻兵之地。在东源《曾氏族谱》中还保留着镇南安抚使王大信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乙酉（925）撰写的一篇《钱塘司空洪立曾先生祠记》：
余奉命南抚，过盱江山谷中，适十老??请至恢恢一祠，上祀唐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曾公洪立神位。询所以，十老顿首曰：“经境内罹锋镝，赖公擘划，境内幸免涂炭。今日尚请大人表树勋庸，以光祠宇”。余闻肃然敛容，怅然动色。抚景四顾，左拥云雾，右拱九紫，巨灵渚绿，团圆光秀，山节玲珑，丹青炳蔚，司空祀焉，神人协吉。按司空系出南武城，世宗家学，蝉联簪笏。时杨行密僭乱江淮，祸连境上，而司空饬家兵协民壮，扎寨上钱塘之南，直探寇穴，斩渠魁三十级，草党遁灭。司空发赀赈货，明保甲之法，守望百里之内，山无豺狼，道通舟济，工商贸市，六种以时，岁累大熟，皆司空之赐也。士民永思，构祠崇祀，不亦宜乎！于是呼吏买石，录乡人口碑，以竖司空祠旁。
这篇记文较详细的叙述了曾洪立驻兵钱塘，保境安民，勤于吏治的过程，使他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重。关于曾洪立祠宇在当时的临川东部还不止一座，金溪蒲塘《徐氏族谱》记录了秋浦徐澈的《蒲塘花园山黄司空司冠大王考》云：
神姓曾氏，名洪立，行八，始居南丰。佐南城危全讽起义兵，御黄巢，唐昭宗闻而爵之，初授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典南门兵马节度使，旋受命出宋抚州路，居上幕镇，后谢职，遂家于金溪。当黄巢之过江也，公聚兵筑寨城，保全境内，百余里居民无恙，故由司空进司寇，而封王。邻村东源曾，中宋曾皆祖焉。称曰黄者，殆后人不考之故也。黄、王混音，遂若姓黄之人，实由司空司寇而封王也。花园山之祠，不知创自何代，据神主而详考史鉴，并无黄姓人有官爵事实与此同者。则神为曾洪立公无疑矣。明季赐油溪及锁口陂水利，以为血食。中宋族谱载有碑记，明文境内赖公保全，迄今处处祀之。若刘公坪，徐蒲岗、阳泗源、水西村，皆有专祠，称曰“黄司空”者比比然也。香火之盛宜哉。是为考。 徐澈考证了该村花园山司空祠乃为祭祀曾洪立公之专祠，记述了逐步神化的洪立公，并因民间口音不准和传闻不同导致了曾洪立公祠异化。但文章说曾洪立居临川上幕镇并在此安家倒没有很大依据，而他与临川的密切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在危全讽治理抚州的一段时期，曾洪立兄弟及其子女均受到很大的关照，晚唐大顺元年（890年），抚州刺史危全讽领衔铸造了宝应寺钟，该钟的款文还存于世，其中共刻100多名官员民众，除记载曾洪立外，还记有他的两位兄弟，即：节度先锋兵马使，充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曾可徒；押衙充右直将侍御史曾宏立，抚州当时属于镇南节度管辖，曾可徒与曾宏立所任之职，其实只是抚州军院的僚佐，因此，曾洪立兄弟都是在抚州任职，与临川有着密切的联系。
曾洪立有三个儿子，长子曾延福定居于南城水口，次子曾延构定居于崇仁藤山，只有老三曾延铎留在父亲的身边。当然我认为其长子与次子不是简单的迁居，应当是时任南门兵马统领的曾洪立，按排长子曾延福到南城，次子曾延构到崇仁，负责两地的军事，而后才在那两个地方定居下来的。《瑶埔曾氏家谱》载：“（曾）延铎字振之，仕唐授检校右散骑常侍。”
检校右散骑常侍，此官也为军职。
曾洪立先前任南丰县令便选择在南丰县东广慈寺侧立基（一说在南丰县南城瓦子巷立基），后又弃官终老于南丰。总之，曾洪立在唐末五代之际，长期在临川活动和担任官职，为临川及至抚州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很得临川人民的爱戴，当时，被立庙纪念的抚州人物之中，只有危全讽和曾洪立两人。
临川县城香楠峰曾家园应该就是曾洪立兄弟所肇基。临川县城作为抚城所在地，抚属各县的名门贵族往往会在此兴建别墅，一来家庭子弟科考时有个栖身之所，其次，在与抚城的士太夫交游中也提供了便利。危全讽主政抚州之际，其子孙多迁居临川，南宋危稹、危和兄弟，危复之及后属金溪的危素均为其后，危素曾著《临川危氏族谱序》一文叙及了临川与金溪危氏的来源。曾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根据现有文物，广西贵港市南山寺尚存一口“飞来钟”是全国十大名钟之一，通过铭文可知，该钟实为北宁天圣三年（公之1025年）抚州匠人曾守政为广州光孝寺铸造之物。据《宋史·食贷》记载：“临川、兴隆、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器。”《江西通志》也讲：“宋代，洪抚信三州铜匠多，制造的铜器也多。”抚州铸造业的繁荣，完全在于危全讽的功劳。危全讽之任抚州刺史，修筑新城，广建寺院，促进经济发展，从而给冶铸造业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宝应寺大钟的铸造就是一例，曾家人极可能从中撑握了独特的制造技艺。1987年5月，南昌铁路公安公局查获一批走私文物，其中一件宋代六弧形铭文镜极为珍贵，该镜平薄，正面光亮呈银灰色，背面左侧长方形框内留有“抚州宝应寺岭上曾家青铜镜”两行铭文。旧时宝应寺在香楠峰脚下，弘治《抚州府志》云：“香楠山，在府治前，今宝应寺据其上”。因此，我认为香楠峰曾家其实主导了当时抚州铸造业的繁荣，曾守政能治铸出千斤“飞来钟”也就不稀奇了。
这曾守政是不是曾洪立兄弟的后代呢？根据《武城曾氏族谱》曾游立（字：可徒）派下如下：
根据以上图形可知，曾游立曾孙，即曾漠之孙，名字都共一个“守”字，因此，可以推论曾守政的父亲应为曾德柔、曾德钦、曾德堔兄弟三人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虽然曾洪立三兄弟没人终老于临川，但长兄曾游立的儿子曾漠或者其他孙子曾德柔或曾德钦也或是曾德堔 就已经选择在香楠峰定居。当其中的一部分在不能通过当官养家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冶铸业来维持生活。香楠峰曾家园肇始于曾洪立兄弟是可信的。
曾巩的祖父曾致尧
曾洪立的幼子曾延锋生有五子即：仁敷、仁昭、仁暠、仁旺、仁晃。而其中第四个曾仁昭又生有四子即：致尧、从尧、资尧、佐尧。曾致尧（947—1012），字正臣，是为曾仁旺的长子，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中进士，是榜还有宜黄李简能。抚州第一位进士是乐史，时间是太平兴国五年，也就是说到曾致尧中进士时，抚州也只有区区三个进士。
关于曾致尧的生平资料较多，不仅见载于各地方志，《宋史.文苑传》也有小传。欧阳修
有《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并序》，王安石有《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以及其孙曾巩的《先大夫文集后序》等。但这些文章多涉及曾致尧的官历和政绩，却很少涉及他的生活背景，欧阳修《神道碑》曾说他“少知名江南（一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当李氏时，不就乡里之举。”，王安石《墓志铭》也说他：“李氏有江南，上公进士第一，不就。”曾致尧虽然获得抚州士大夫的认可，并且受到他们的尽力推荐，但由于南唐进士录取的人数极少，因此未能考中，欧阳修、王安石的话虽然是称赞曾致尧的才能，但多少透露了一些他与抚州达官贵人交往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曾致尧父亲的一条线索，据《云林曾氏族谱》载：唐仪凤元年（676年），曾仁旺从南丰迁来。该谱所说的曾仁旺是没有错的。但这条记载暴露出两个问题，首先是时间问题，说唐仪凤元年是极其错误的，抚州之有曾，以曾略为始迁祖，而曾略的次兄曾旧生于唐玄宗天宝无年（742年），换句话说，曾略迁居抚州也是天宝之年后二三十年的事了，这和仪凤元年相差一百余年。而据《二源曾氏族谱》记载曾仁旺生于梁贞明丙子年（916年），卒于周显德丁已上（957年）。倘若其是曾仁旺从南丰迁居金溪云林（当时属临川），那也应该发生在南唐（937-975）年间。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曾仁旺这一代定居临川。那么其曾孙曾巩一代，或再下一代，就直书临川人便没有任何问题，因此，我认为是曾仁旺或曾致尧某个兄弟在云林买有田产或建有别墅，然后辈乃尊曾仁旺为始迁之祖而已。
曾仁旺的家虽然安在南丰，但并不排除曾仁旺这一代成为临川县城常住人口的可能。香楠峰的祖产犹在，曾致尧与临川也有着密切的关联，虽然曾致尧中进士后，大部分时间在外地为官，曾巩的《上齐工部书》中说：“祖母年九十余，诸姑之归人者多在临川，故祖母乐居临川也，居临川者久矣。”据欧阳修给曾致尧所写的神道碑或正德《建昌府志》可知曾巩有姑母四人，但是目前能查证的只有两位，一位嫁于金溪柘冈吴敏，当生于端拱二年（989年）或雍熙二年（985年）；一位嫁黄君，不知何地人，但卒于嘉佑元年（1056年）左右，曾巩的姑母有二至三位嫁于临川，而她们应该是在曾致尧在世时，就已经出嫁，曾致尧中进士后，为官四方，自然很少时间在呆临川。他和临川人交游主要发生在其中进士之前，正因为对临川非常熟悉和了解，才将女儿嫁于临川，曾致尧之妻黄氏乐于在临川居住，固然因为他们的女儿多嫁于临川，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临川早已有了产业，其子孙大都已经在临川居住，曾巩自己说自己与“诸弟循侨居之”；清代著名学者李绂也说，他们七个儿子之中，只有最小的曾易持留在南丰，李绂虽然生活在清代，而当时的资料比我们现在丰富得多，当不是妄谈。如果曾致尧在临川没有房产的话，那么他七个儿子以及诸多孙子往哪里搁呢？有个别学者说，曾巩祖母黄氏是寄居在女儿家里，确实没有经过认真的考量，黄氏不仅乐居临川，而且往在临川已经很久了，最后终老于临川，直到死后第二年才安葬于南丰。按照封建习俗，父母由儿子来养老送终，无特殊原因，绝不可能在女儿家终老。而个别学者的观点，则反衬出曾致尧七个儿子的不孝（当然有些儿子先于黄氏故去），在“百事孝为先”的封建社会，身为官宦人家的曾氏一门，又岂能做出如此不忠不孝之事。由此可见，个别学者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曾致尧与临川王家早有交往，王安石在给曾致尧所写的《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一文透露道：“某视公，犹大父也，其少也，则得公之详，如其孙之云。”少时王安石从长辈中了解曾致尧情况，说明曾致尧与王安石的父亲或祖父早就有往来，后来曾巩之父曾易占拜王安石之父为师，当是曾致尧与王家的朋友关系所致。同时曾致尧还与临川晏家关系密切，据《东轩笔记》载：“（曾致尧）一日，在李侍郎虚己坐上，见晏元献公??曰：‘晏奉礼他日贵甚, 但老夫耄矣，不及见子为相也。’”表达了曾致尧对乡人晏殊才华的肯定与期盼。 曾致尧在当时颇有文名，但诗文多佚，今天流传下来的文章计有：诗6篇，文3篇，多是涉及南丰的，如诗《题刘居士江楼》、《题军山徐秀才居》、《崇觉寺》，文如《春日至云庄记》、《齐方院碑》、《禅祖院记》，这些诗文反映了曾致尧生前常到南丰，在那里他的名声地位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