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社会批判理论对各种知识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做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学技术是统治的首要工具,科学技术成果可以为物质生活提供保障,从而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可。统治阶级利用科学技术的这种特性将科学技术发展为自己的联盟:统治借由科学技术得到自己的合理性,科学技术则借由统治的吹捧而成为社会上最流行和最高地位的知识形式。同时,大众文化、艺术等知识形式一方面模仿科学技术的知识特点而获得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在经过这种模仿之后也成为统治阶级便利的统治工具。
首先,科学技术与统治结成联盟。传统知识理论通常将科学分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其中应用科学由于与现实结合得更为紧密,因此带有社会属性;而纯科学的发展只遵循学科的内部逻辑。法兰克福学派说明,几乎没有纯粹的客观现实,所谓规律只是由主体构造出来,因此,无论怎样对科学进行分类,它都具有功利性,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合法化的过程中,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张扬是资产阶级的一面旗帜。科技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最初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的有力武器,后来则成了粉饰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标签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但与传统的政治极权主义不同,它不是依靠暴政进行统治,而是借助于技术的合理性,在技术和理性的名义下,压制社会中的反对力量和否定力量”。[13]统治者把技术抬得越高,就是把自己抬得越高。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技术的光环下进行的,都有技术作为解释和借口。
马尔库塞还在科学与技术之间做了进一步地划分。他指出,科学和技术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作用。科学是一种知识和理论体系的标准和典范,而技术则是具体的、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的绝对力量就是技术,机器成了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发达社会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现代科学技术造就了远较任何以往社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效率,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产品,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进而得到人们对技术以及与这些技术相关联的文化和制度的认同。随着技术的发展,“它便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整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赖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
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14]
第二,大众文化是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文化与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文化和艺术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之中,建筑、绘画、日常生活用品的造型设计,都体现出文化和艺术的意味。更重要的是,文化还影响着人类生活更基本的方面,文化可以教给人们思考、思维的方式,也教给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方式,这些都关系到社会的基本形态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向。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文化批判是另外一个重要主题。这种批判不仅揭示了以大众文化包裹起来的意识形态内容,而且直指资产阶级的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控制机制,把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作为批判的靶子。在他们看来,正是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讨论了大众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广播代表国家的声音,宣传官方意识形态。官方的广播可以使“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广播节目由专家筛选,有专门的人监视,而节目覆盖面广,对人们了解信息和形成自己的观点影响至深。广播在公众面前塑造的形象是“不冷不热、不偏不倚”的样子,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这种公共形象与资产阶级一贯扮演的中立形象最相符合,甚至可以掩盖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真相。电影也是塑造大众的一个重要媒介,甚至是阻碍人们的想象力和自发性的主要工具。人们通过电影学会了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电影无微不至地给人们讲授生活的规则。20世纪中期,电视刚刚出现,还没有推广普及,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电视作了预测:“电视的目的就是要把电影和广播综合在一起,它之所以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还没有达成一致,不过,电视尽早要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会使审美迅速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以至于在将来,所有罩在工业文化产品上的厚重的面纱都将被打开,都会以嘲弄的方式实现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之梦,所有艺术都会融入一件作品之中。”[15]111今天看来他们的预言不谬。
第三,传统社会理论———主要是实证主义理论也为资本主义统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实证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科学主义。如前所述,现代科学取得的成功使得资产阶级将它与资本主义统治结合在一起。实证主义鼓吹科学是独一无二的客观知识,是唯一合理的知识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实证主义提不出任何有
益的观点,也提不出任何危害社会的观点,因为它什么实际内容都没有,“实证主义之所以(侥幸地)没有成为无神论,是因为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甚至连问题都提不出来”。[15]19实证主义强调高度的抽象性和内在性,与阶级统治的需要相符,“实证主义的纯粹内在性,及其最终产物不过是所谓普遍的禁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为单纯的外在性观念是恐惧的真正根源”。[15]11实证主义的逻辑推理消除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个人要做的正是社会需要的,而社会需要的就会有人来完成。因此,实证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中的合法思维方式,合法学术范式。“为了进一步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地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没有给思想自身留有任何余地,消除了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最后的壁垒”。[15]23
在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意识形态主要以异化的方式发挥作用。这种异化作用既表现在工具理性、文化工业技术等客体方面,也表现在主体性上,它压制和奴役人的主体性、促使人的地位衰退。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已退避到社会及其物质生产的背后。物质的发展代替了人,导致了人的权力和认识的退化。物质生产不但使人在生产中地位下降,而且,要使人们丧失对世界进行判断的能力。这样,就会导致思想领域和经验领域的分离,使他们都不真实和完整,使被统治者无法认识到真相,使统治者更加利于统治。马尔库塞甚至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称为主仆关系,并且认为这种主仆关系根深蒂固。“在略微富裕的社会里,只要生产发展到了使群众能分享社会利益,使对抗能得到有效地、民主地‘抵制’的程度,那么主仆之间的冲突也就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任何哲学、任何理论都无法阻止臣民民主地将其主人内投于心”。[16]1966
理性是启蒙运动宣传的核心概念,人获得崇高的地位,就是因为人拥有理性,可以为自己负责,也可以主宰社会和自然。但是,资产阶级大肆宣传的理性并不是人真正的本性,也不像宣传的那样,是完善的理智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反而失去了、或者正在丧失他们的本性。所谓理性行为,就是社会允许的行为和思考方式,而不是符合人类需求的真正的理智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是真正掌握权力、真正决定社会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方向的力量。在高度集权的统治下,将利于统治的观念普遍灌输给社会中的人们,成为时代的主题,成为公认的合理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其实是对人的本质的打
击。为了把大众变成最好统治的,统治阶级制造了一套好公民的标准,虽然有利于统治,但却是对人的本质、人的自由的破坏。所以,在资本主义晚期的人们,已经丧失对社会的判断能力,也正在丧失作为人的本性。“因此,在政治迫害的时代,反对公众精神将成为道德”。[17]269在变成合格的公民的同时,个体其实失去了很多东西。所以,马尔库塞几乎将所有的概念都分为真的和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常都是假的,而研究所的理论就是帮助人们找回那些真的东西。法兰克福学派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但他们仍把达到更合理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可以不受外界控制的理性,“由于理性自身力量的特点,理性能够战胜社会的不合理的现实和推翻人类的压迫者”。[16]22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传统理论和大众文化为代表的人文知识,甚至科学技术,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制度的同谋,成为维护某个特权阶级利益的工具;但无论是人文知识,还是科学知识,同时也可以成为反抗不合理统治,使人们摆脱愚昧和受控局面,向着更加合理社会前进的指路明灯。
马尔库塞经常使用高级文化,有时也称为精英文化,指涉那些肯定的、真正的文化,其特点是独立的、自发的,不会受到外界强制改变自己。霍克海默也说,“主体在不顾及社会价值和目的美的判断中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在艺术活动中,可以说人已摆脱了他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以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产生反应的职责”。[17]258-259在与现实的关系上,一定要与当前社会有所区别。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高级文化都是与现实不一致的。可以有肯定性的文化,如歌德等人的作品是肯定性的,但它们高于现实;也可以是否定的文化,它们反映的是种种被贬斥的东西。马尔库塞明确指出了否定对于艺术的重要性,“艺术只有作为否定性力量才具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拒绝和驳斥毁弃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14]53
高级文化是法兰克福学派心目中反抗不合理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认为艺术中涌动着反抗现实社会的暗流,反抗的力量在艺术中积蓄,也将从艺术中爆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只有艺术才能不受科学的控制,并且对抗科学,“随着启蒙的发展,只有真实的艺术作品才能是避免对事物的单纯模仿。艺术与科学之间实实在在的对立,把它们分割为不同的文化领域,以便使它们从总体上得以把握。同时,这种对立甚至通过彼此不同的作用方向,将艺术和科学作为完全相互对抗的力量交织在一起”。[15]13甚至,艺术不受科学控制,地位高于科学:“艺
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表达,极力要求尊重绝对性,并由此而促使哲学承认艺术优先于概念知识”。[15]14
除了对文化和艺术寄于厚望,法兰克福学派设计了能够更加自觉地反抗社会、引导社会改变不合理状态的社会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可以成为评判社会状态、评判人的状态的标准。在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看来,如果一种理论具有否定性,那么它就是好的,如果不能对社会、对人的状态提出质疑就有问题。但总的来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的理论逻辑中,否定的辩证法具有中心的地位,重建批判理论和合理社会的任务并未完成。许多学者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缺乏基础,他们强调否定和批判,但并没有给出否定和批判的标准,而研究所成员把希望寄托于艺术、社会理论这些精神观念的东西,更加陷入空想的境地,“无疑是天方夜谭或浪漫主义的乌托邦”。[18]这项任务主要是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完成的。
哈贝马斯通过对三种人类知识及其兴趣的认识论重构,将批判知识及其解放兴趣纳入现代知识-兴趣的结构之中,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知识状况的不合理不仅是系统知识的意识形态化,而且源于系统知识对日常知识的排斥;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则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并压制交往理性的后果。因此,通过引入日常知识和交往理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现代性进行合理重建是可能的。从理论取向来看,哈贝马斯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一样反对实证主义对社会理论的统治,同时又通过引入解释社会学的视角弥补了社会批判理论过于宏观和只破不立的不足。
对于前辈理论家所忧虑的科技理性(目的理性)的扩张,哈贝马斯认为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可以纠正这一问题。哈贝马斯假定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行为有两种主要类型:劳动和交往。而在社会中特别得到强调的就是劳动这一方面,劳动对应的是目的合理性行为,支持劳动更快发展的科学技术因此获得了过分地重视。这样压抑了交往合理性和交往行为,“劳动的合理化会引起交往的非合理化,因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都不利于合理的交往行为的发展”。[19]总之,通过引入主体和反思,哈贝马斯找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因为进行总体性讨论而没有找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