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说,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的弱点是“一方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0]142哈贝马斯认为这些都不是社会合理性的根本问题,根本在于交往。马克思、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所以有这样的弱点,“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为理论过于狭隘: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确定的行为概念还不够完善,不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全部囊括进去。另一方面,则在于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20]142-143交往是人类绝对的追求,所以交往的价值也是绝对的。哈贝马斯又把交往归结为语言,这样,当他通过言语行为理论为陈述设定了若干基本的标准,就找到了终极判断标准。社会批判理论建立在交往行为的基础上,也就获得了可靠的基础。
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理论以目的理性和所谓的客观规律为主,生活世界以交往理性和交往行为为主。如果理论讨论不能扩展到生活世界,那么无论是理论还是知识都将局限于目的理性的圈子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恢复被曼海姆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共同忽视的日常知识作为知识社会学对象的地位,弱化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批判锋芒,哈贝马斯为法兰克福学派带来了一种更加建设性的社会理论和知识社会学。
三 法兰克福学派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和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其进路和主张对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其批判的立场,使知识社会学与现实的关系更加密切,突出了知识社会学的反思现实和自我反思功能,对于解决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困境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批判实证主义的知识观,重申知识的社会性质以及知识与社会之间的经验联系,肯定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进路。
法兰克福学派承认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前提,专门讨论了知识的社会决定问题。他们认为无论人文社会知识还是科学知识,都由社会历史环境决定其根本特性及发展兴衰。法兰克福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尤其强调
经济机制和阶级状况的作用,认为它们在所有社会因素当中发挥了最根本的作用。同时,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体制的强大力量以及统治阶级的专制,这种社会制度中的知识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而是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一种工具。因此这些知识只能是对现实的歪曲反映,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一方面掩盖社会中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强人们对这种不合理社会制度的认同。
不仅如此,法兰克福学派还将知识对社会的影响作为知识社会学考察的重要内容,完善了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两个面向,是对以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主流知识社会学的重要补充。揭示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目标,但知识对于社会的影响作用这一面向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事实上,韦伯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仅被视为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的历史考察,鲜有学者将其工作与知识社会学联系起来。在这个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既讨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错误知识对社会产生的异化作用,同时也指出批判理论可以启蒙人的心智,从而克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可谓是马克思和韦伯的双重传人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和日常知识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突破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兼容了解释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旨趣。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只是将系统知识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将系统知识中的科学知识排除在外,从而损害了知识社会学的自洽性。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指出:“社会学如果不能彻底地应用于科学知识,那就意味着科学尚未科学地认识自身。”[21]现象学知识社会学家关注生活世界中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将日常知识的社会建构作为其理论的焦点,通过“为知识社会学范畴及其性质的再正名,将使其从边陲的地位转成社会学理论的核心。”[11]7伯格(Peter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知识作背景,那么人与人的交流将难以实现,进而也无法形成社区或社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所有的系统知识(包括科学技术)都是意识形态,都可以做社会学的分析。他们对于科学知识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科学知识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作用两个方面,均有大量的讨论。不仅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进一步
将日常知识引入了社会批判理论,从而将日常知识带入到其知识社会学话题之中。哈贝马斯把日常知识与系统知识并列,共同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改变西方现代性之根本错误的关键是把日常知识作为与过度发展的系统知识抗衡,恢复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合理性。显然,与现象学的日常知识理论相比,哈贝马斯赋予日常知识的意义也更为深远,在当代社会学界得到极大关注。通过对日常知识、科学技术、人文知识的全面考察,法兰克福学派建构了知识社会学较为完善的研究对象体系。
第三,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理论传统贯彻到知识社会学领域,恢复了由马克思开创的知识社会学的本来面目,继承和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弥补了曼海姆和解释社会学的知识社会学的共同缺陷。
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批判性可以通过其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得到最为典型的体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都是对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科技文化或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作品。如果说马尔库塞还是试探性地提出技术理性、统治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那么,在哈贝马斯那里,技术与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则得到了十分明确的论述:“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所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22]这种观点在当代技术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3]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是后结构主义知识社会学、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科学社会研究的先驱和同盟。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格局,仍然处于不同理论传统和流派林立的状态。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源于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哲学改造,重点探讨科学知识如何为各种社会因素所建构的问题。但这个流派对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无疑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另一个影响较大的知识社会研究,直接继承了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知识对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强调,探讨
社会行动在新的知识时代的新特点。而各种具有后现代取向的社会理论研究,诸如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及贝尔(Daniel Bell)等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研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女性主义科学社会研究、米尔斯(C.WrightMills)和古尔德纳(AlvinW. Gouldner)的“社会学的社会学”等,均继承和发展了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取向。
第四,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不仅对解决知识社会学的困境进行了有启发性的批判,而且对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元理论探究也不无价值。尽管社会学经过百余年发展已相对成熟并具有广泛影响,但是,在一些基础理论问题上,对社会学的怀疑和批评从未停止。社会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社会学知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吗?社会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学是价值中立的还是价值关联的?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出现了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的广泛争论。在所有这些问题和争论中,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都独具特色,其“批判、解放、辩证”的社会科学想象不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也是伦理学的,涉及社会学作为一种知识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学家的历史责任。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并没有形成严密统一的理论,不仅各个代表人物的立场和观点均有偏颇之处,而且他们之间特别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成员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研究侧重和观点差异。将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合理思想汲取和整合到一般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之中仍然任重道远。
注释：
基金项目: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知识社会学与当代社会理论研究”(2006,AS0606);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7)资助项目“知识社会学与当代社会学前沿问题研究”
赵万里(1965-),男,河南遂平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学、社会学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姚仁权,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 [2]M.库什.哲学与知识社会学[J].哲学译丛, 2001(3): 34-3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8.
[4]Remmling, GunterW. Marxism and Marxist sociology ofknowledge. in GunterW. Remmling (ed. ), Towards thesoci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Routledge & KeganPau,l 1973: 135-152.
[5]Feenberg, Andrew. Lukács. Marx, and the sources of criti-cal theory[M]. Totowa, N. J.: Rowman and Littlefield,1981: 183-265.
[6] Bailey, Leon.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 comparative study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M].New York: P. Lang, 1994: 9-17.
[7]杰 伊.法兰克福学派史[M].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35. [8]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15-231. [9]特 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227. [10]李路彬,赵万里.解释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的隐传统 [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15-23.
[11]伯 格,卢克曼.社会实体的建构[M].邹理民,译.中国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1: 18. [12]林孟清.试析法兰克福学派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169.
[13]程 巍.否定性思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32. [1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 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8: 7. [15]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 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11.
[16]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 勇,薛 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序, 3. [17]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 269.
[18]傅永军等.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228-229.
[19]俞吾金.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学说剖析 [J].社会科学, 1992(9): 71.
[20]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42.
[21]Bloor, Davi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M]. Lon-don an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1:46.
[22]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 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39-40.
[23]Pippin, RobertB. On theNotion ofTechnology as Ideolo-gy. In Andrew Feenberg and Alastair Hannay ( eds.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M]. Blooming-ton: 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95: 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