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他们并不能融为一体，因此才要“离”。“离坚白”理论总的“离”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要把“坚”和“白”这两个形容词相离，这二者一个是触觉形容词，一个是视觉形容词，是不能合二为一的。“他主张，‘既认为此石是坚的，则不能同时认为是白的’，‘既认为此石是白的，则不能同时认为是坚的’，这叫‘坚白石二’。”[4]其二，要把“坚”、“白”这两个形容词和“石”这个名词相离，这两个形容词都可以用来修饰名词“石”，但他们又都并不固定附着于“石”：“坚”可以用来形容“石”，也可以用来形容其他坚硬的东西；“白”可以用来形容“石”，也可以用来形容其他白色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聚合的关系，形容词或者名词在语言中是可以被替换的。
在公孙龙看来，形容词在语言中虽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仍然是用来修饰限定名词的，所以“白马”一词还是应该理解为偏正结构而不是并列结构。“白”是用来修饰“马”的，但是“白”也并不附着于“马”，是可以进行替换的，因此不仅“白马”非“马”，“黑马”、“黄马”乃至“瘦马”、“小马”皆非“马”。通过“白马非马”这个论题主要想说明的问题就是：复合词的含义不等同于单音词，在偏正结构中形容词处于一种可替换的聚合关系中。
三、 “名家”语言学思想传承缺失的原因
（一）“名家”在先秦诸派中地位不显，和其他显学相
比处于劣势
虽然名家之学和儒、道、墨、法在当时被并称为“显学”，但“名家”的地位远不能和其他四家相提并论。其原因主要在于，儒、道、墨、法四家不论观点如何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提出的主张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都是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即便道家的主张是“无为”，但其根本目标还是“无不为”，“无为”只是方法和手段，“无不为”才是其目的。而名家的提出的各种命题更像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在当时人的眼中看来，这是“无用之学”。庄子虽然与“名家”的惠施是好友，然而他对惠施的学问却也并不认同：“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5]如果说庄子对惠施的评价还算是给好友面子的话，他对公孙龙等人的评价则更加不堪：“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5]可见，“名家”在当时虽然名声不小，但大多数人对它产生兴趣只是因为它的新奇论点，说到底只是好奇心作祟，其真正的心理是不相信名家学说的。因此，当时的“名家”学者只是学术研究路上孤独奋斗的一群。“名家=诡辩之徒”，这就仿佛是一条不可置疑的真理一般误导着后来者对于名家的认知，使得名家思想在两千年的中华文化传承当中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
（二）“名家”的语言学研究远超其余几家，当时的人难以理解
先秦诸子们对语言多少都有涉及，主要体现在对“名”的认识上：孔子讲“正名”，老子讲“无名”，墨家讲“以名举实”。但他们讲“名”还是为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服务的，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远远比不上“名家”。因此，“名家”的学说对他们而言就显得难以认知，甚至是无法认同。四川大学的刘利民先生认为，名家不被诸子认同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古汉语本身存在的问题，他说：“他们为何又被那么多传统哲学家所误解呢？这恰恰又是由于语言的原因：古汉语不重形式，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如果我们给名家的这些‘诡辩’加上合适的标点符号，主要是引号，则他们的思路线索可能就昭然若揭；不仅不是诡辩，而且包含着重要的哲学思想价值……如果一个词在语句中只是被提及，那么通常应该给它加上引号，以示区别，名家那些被视为诡辩的语句也极有可能是名家对其中语词的‘提及’使用，反映了他们关于语言本身的哲学自觉。”[6]这种看法当然有其道理，古汉语缺少标点符号的问题也确实会对理解“名家”的主张造成极大的困难，但是究其根本，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名家”语言思想的超前性，正因为“名家”的语言学研究远远超过当时的认知水平，所以才会被误认为是在进行诡辩。“名家”思想难以被人理解，自然也就后继乏人。
（三）重实例，轻理论
“名家”学者虽然对语言进行了很多思考，但他们更倾向于举例和比喻，而很少去进行理论性的概括；他们只是提出一些命题，却并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些命题进行语言学的解释。因此只能说“名家”的语言学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重实例”是好的，这能使说理更加形象；但是在“重实例”的同时，也不能“轻理论”，因为举例就是为了更好地说理。因为缺乏概括性的理论，不利于“名家”语言学思想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语言学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今天中国在语言学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局面。 四、小结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对语言的理性思考，产生了语言学思想的萌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名家”的语言学观点既没有得到接受和普及，也没有得到传承和发展。这使得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古代语言学思想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如果当时“名家”的语言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接受和传承的话，那么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对于语言的认知和研究必然会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而中国当今的语言学研究状况可能将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局面。 参考文献
[1]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汇校[M].黄焯，汇校.北京：
中华书局， 2006：830.
[2]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
务印书馆，2009：102-103.
[3] 公孙龙.公孙龙子[A]//谭业谦.公孙龙子译注[C].北京：中华
书局，1997：37-38.
[4]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79：84. [5] 庄子?天下[A]//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 1983：896.
[6] 刘利民.论先秦名家“诡辩”的语言哲学意义――从“使
用”与“提及”的观点看[J].四川大学学报，2005（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