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向嘉兴。从1993年开始，嘉兴的外水系鱼与珍珠蚌基本死光。
为什么污染10年不绝，与盛泽镇坚持以印染业为资本积累方式有关，两省之间为了经济利益难以协调。这一公案最后在国务院直接干涉下才解决。这个事例让专家不得不呼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急需一个跨省的协调机构。长江三角洲区内15个城市要合作不要对抗之声鹤起，越喊越亮，但被外界认为“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目前，长江三角洲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已经共建并参与了4个区域性合作组织：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及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而且，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走动也越来越频繁，不过，上海社科院流通所的汪亮仍只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务虚”。有关人士分析，务虚在所难免，原因是，现在江浙沪竞争的成分大于合作，都能算出合作的收益大于搏杀的收益，但大家都走入“囚徒困境”，于是都指望别人先走出第一步。上海市政府政策研究中心咨询部负责人张兆安认为，经济运行与管理机制要做到一体化，是推动大家要合作不要对杭的机制保证。比如，构建沪、苏、浙主要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建立都市联盟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等。还有呼声传来，其做法是改变目前的行政区划，将长江三角洲诸城市都圈进来，上海说了算。这种提法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诸侯经济看起来是由行政区划问题而产生，实质与中央对地方政府设立的考核体系相关联，地方官要政绩，就得拿出GDP, 拿出引资额、就业率等。
2002年10月17日，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杭州举办的“2002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整合、产业配套必须有全球化的视野。龙永图指出，长江三角洲也好，珠江三角洲也好，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两个大的背景下考虑。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其实是生产全球化。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世界的长江三角洲。政府应该用全球化的思维，发展全球化的战略。只有这样，才会有最好的发展战略。至于通过行政区划改革来破除区域壁垒的呼吁，龙永图认为，行政区划是长期形成的，想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话，应该大大削弱行政区划的一些东西，比如行政区划的观念、行政区划下的考核体系等，但龙永图认为，如果不解决观念问题，仅仅从行政规划的角度去考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今天可以把苏州划过去，明天可以把无锡划过去。如果不转变观念，没有一个全球生产的观念，单想靠扩大地域来发展一体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资料来源：王丰，翟明磊．“大上海”之路受阻何方？南方周末，2002.12。 案例16 地区间的财政竞争
地方政府一旦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就会相互之间展开竞争来谋求本地区的利益。据报道，为了争夺外商资源，在长三角、珠三角许多城市都活跃着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招商游击队”。拥有1.5万家外资企业的东莞市，每年有300多个招商团组上门举行招商推介会，有的将招商办事处直接安插到了30多个乡镇。这些“招商游击队”怀揣优惠的引资政策，行踪隐蔽，尽量避开当地政府的视线，时常到外资企业“敲门招商”。德国一家IT企业已与在某市投资的跨国公司中芯国际集团签仃了产品配套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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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准备在当地高科技区投资10亿美元建设集成电路厂，但在谈判一年多快要落户时，附近一个地区以更优惠的条件把项目“拉走”了。该市外经贸委外资审批处一位负责人说。那个地方开出的条件是土地更便宜，减免税收的优惠也增加了一倍。对这种地区间的财政竞争，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一些人认为，税收优惠使得地方财政的收入减少，低价出让土地使国有资产的价值受到了侵蚀，中央政府应该制止这种恶性竟争。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地方之间的财政竞争是一种积极因素，它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尽可能地降低当地的税收负担，同时在使用财政资金时更加注意满足公众和投资者的要来，有效率地使用财政资金。如何规范地区间的财政竞争依然是改革过程中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案例17 “大众化”还是“产业化”？——中国高等教育短评
『天涯杂谈』 作者：翰林编修 提交日期：2006-3-30 14:30:00
2006年3月19日，周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介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最近几年实现了又快又好发展，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办学质量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实力显著增强，成为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保障。他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在校生已超过2300万人，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今后，国家还将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然而政府的声音并未主导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看法，大多数人更喜欢用“产业化”一词来描述现在的高等教育现状。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主张要按或者要像兴办工商业一样兴办国民教育，要按或者要像办企业一样办学；企业可以多种经济成分，国民教育也应该搞私有制学校；企业讲投资讲回报讲利润讲分红，学校也应讲投资讲回报讲利润讲分红；企业搞股份制，学校也可以搞股份制；国有企业搞改制，公办学校也可以搞改制。总之，凡是企业可以搞的事情，学校也大体这样去做。在他们的眼里，教育与经济、学校和企业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规模经济时代，“大众化”和“产业化”这两个词汇在形容教育规模的现状上是相同的，即都代表着教育规模得到了充分的扩张，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它们的不同在于“大众化”强调的是在校学生总数与政府规定的该级学龄段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即通常所说的“毛入学率”，而“产业化” 则侧重于教育培养模式，主张采用商业经营的方式来开办教育。其实这两个评价教育的指标是不具有太高的相关性的，但在我国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喜欢把两者看成是“水火不容”的呢？好像两者之间必然需要取舍似的。而且在中国这两个词也代表着不同的感情色彩，“大众化”一词表征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现状的自豪，而“产业化”则意味着教育改革的失败以及对现状和前景的悲哀，一个代表着褒奖，一个代表着批评，所以两个原本学术化的词汇现在却代表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立场。作深入的思考我们不难发现，用“大众化”一词的人更加看重的是教育的规模、受教育的人数，觉得认为教育太产业化的人纯粹是危言耸听，高等教育的发展完全在可以控制和容忍的范围之内，他们认为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最核心的追求，而用“产业化”一词的人则更关注教育规模盲目扩张的缺陷，他们认为鼓吹“大众化”的人无意或有意地回避教育的固有属性，违背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大众化”来迷惑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质重于量”是他们制胜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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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论的疑惑
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评价的，这些指标要具有目的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比性。现阶段世界评价高等教育的指标一般有规模、效率、速度指标，规模指标主要包括毛入学率、每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人数、校舍总面积、在校教师总人数、在校生总人数、教学仪器资产总值、固定资产总值、图书资料数、科研经费、论文、专著数等，规模指标的确是评价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比如毛入学率就成为衡量教育是否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核心指标，按照国际通常标准来看，21%的毛入学率的确已把我国提升到了教育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是主张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证据力量。可是规模与效率是并进的吗？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否认这一点，一系列效率指标严重怀疑着单一规模论，生师比、校均规模、专职教师比、高级职称占专职教师比重、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比、百万元固定资产在校生人数、仪器和设备利用率、科研成果转化率、教学与科研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等效率指标时刻挑战着规模论的权威。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得到了极快的扩张，不可否认，在此扩张过程中效率指标也得到了政府及高校的重视，但其重视程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规模的追求。对规模的盲目追求必然导致高等教育步入产业化的轨道，因为巨大的固定资产支出需要更多的招生数量来分担，产业化的运作必然要求巨额的校园建设支出，需要大量资金来扩充师资队伍，而这一切都需要资金，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五个途径，即财政拨款、学费、校办企业盈利、捐赠、借款。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来看，财政拨款、学费、贷款基本上是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这个4％并不是一个高的标准，只不过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1986年我国的这一比重就已达到了3．43％。就在提出4％的目标之后，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的2．41％，此后虽然缓慢回升，1999年达到2．79％，2002年达到3．32％，2003年却微降为3．28％；对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调整后，该年的这一比重又回到了1999年2．79％的水平。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一变化比例来的，这个数据证明高校的扩张显然不能靠国家的拨款来支持。当然，作为理论最前沿的高校是知道如何在市场上筹资的，坐拥大量存款的银行和渴求资金的高校则不谋而合的走到了一起，从而发放了一笔以学费为担保的贷款。既然是贷款，当然就有风险，这一贷款是建立在借贷双方假设未来学生会持续入学并提供高额学费的基础之上的，就中国学生的偏好来看，这一假设还是很合理的，毕竟上大学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这样，在大学就多了一个经常与银行结算的财务机构，既然高校已成为需要详细核算收支的机构，现在我们就可以为高校列一张资产负债表，来显示其财务状况。国家审计署于2005年5月30日发布的《四城市高教园区开发建设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以下简称《调查结果》)， 四市(即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园区建设计划投资中的银行贷款占近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年底，实际取得银行贷款152.76亿元，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59.42%。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堪称贷款建校的“楷模”，它们分别已贷款7亿元和6.28亿元，分别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93%和94%。江苏省审计厅曾对全省省属高校负债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审计厅向外透露，南京财经大学贷款规模达8亿元左右，南京邮电大学也有7亿-8亿元，南京工程大学也有3亿元之多。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在仙林大学城建设占地1500多亩的新校区，目前除欠银行7亿余元贷款外，还欠各施工单位款项上亿元。该校领导也曾经向媒体承认，学校每年的收入除正常开支外，只能还清银行贷款的利息，还本金不大可能。因为学校每年学费收入为1亿元左右，政府年拨款6000多万元，除去1000多名教职工一年内近亿元的工资奖金和教学、科研、行政开支，所余款项只够偿还贷款的年利息。学校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据一位老师介绍，近年来，学校教职工的待遇明显走了下坡路，不但原定的教工工资的调整迟迟不能到位，连原先的课时费也一降再降，助教的课时费由原来的40元降为25元。由此可见，高校的资产负债表的确让人沮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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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率如此之高已使“大学”成为一个高危产业，我不禁发问，我们的大学会破产吗？
制造产品还是培育人性？
在经济学理论和商人看来，遵循标准、产品性能的稳定是企业生存之道，成功的企业都会有一条条的流水线，用来生产符合统一标准的产品，如同麦当劳做汉堡包、炸署条一样。对高校实行产业化的运作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录取
按标准加工 推向就业市场”的标准培养模式使一个个的可塑之才变成了什么？古人在上千年前就知道“因材施教”的道理，难道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还不明白祖先的箴言？有人可能会反驳道：“产业化与因材施教并不矛盾，我们为每个人量身定做适合他的教育方式不就可以了吗？”然而遗憾的是这位反驳者并不知道在筛选学生、制定多元培养方案的过程中会花费巨额成本，而这是与产业化经营相违背的，因为产业化要求每一项成本降低到极致，而标准化则是其最优选择。一个大学生，应该融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为一体，知识要宽而尖、思维要全而独、方法要多而特、原则要明而坚。可现状呢？在大学教育制度中，高中生被千篇一律的分类方法划为某一类型后又被千篇一律的教学方法训练成千篇一律的大学生，人性中的积极因素未得到发掘，消极情绪却不断滋长，在追求利润为旨归的教育产业化过程中，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措，学校功能变异，学术精神沦丧，难道大学的任务就是要灭亡这个物化世界中那仅有的人性因子？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就业决定一切
正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真理一样，就业检验着大学期间的教育成果，再辉煌的理论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则只能呆在过时的书本里。供给需求原理同样适用于人才市场，就目前人才市场的现状来看，情况不容乐观。我分析就业情况是从接受大学教育所花费的成本与毕业后工作收入的对比出发的，只有花费的学费能够以较快的工作收入来弥补，我才称这位毕业生真正的算就业。例如一个学生花费了五万元读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是每月500元的话，那么光要弥补大学开支则需要近九年时间，还没有算那已支付的五万元的时间价值和这些年的生活开支，所以这个学生不算是真正的就业，至少不是以真正大学生的身份去就业。唯一支持这位学生干这一工作的理由是他预期未来的收入会很高，将来的收入会持续增长，但可悲的是，现阶段大多数毕业生做着自己认为没什么前途的工作，前景很暗淡，可为了生活，他选择了不需要大学知识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属于“知识性失业”人士。而从社会发展来看，经济增长带来的人才需要远低于人才供给，毕业生将来整体收入持续走高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就业者从就业率的统计数据中剔除后，理想的就业者还有多少？当然，单纯的抱怨“供大于求”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加剧求职者的恐慌和阻碍更进一步的分析，因为总体的供大于求并不能掩盖某一专业的紧俏，所以这一普遍的分析是允许若干例外的。一些赞同教育“大众化”的学者并不认为就业与扩招有什么相关性，理由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结构中大学生所占比例明显偏低，大学生并不存在供大于求，这些学者如此言语是一种缺乏具体分析问题勇气的表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状况是独特的，这种削足适屐的比较是可笑的。也有一些话语权较强的人对扩招有另一种见解，如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认为，“现在大学生就业困难，总的来讲，可能和我们这几年的扩招没有必然联系。原因是你上不上大学，这些劳动力供给的总量是一定的，你上大学只是把这个劳动力退后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此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姜小巍有言论反驳，我引述之：“大学扩招，表面上看，正如顾老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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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并没有改变劳动供给的总量，所以对大学生就业困难没有必然联系。可是，仔细想想却不然。大学扩招，从更深层次上讲，关键是对劳动力受教育结构的改变。简单点讲，就是到底怎样的学校扩招、怎样的学历扩招，各种学校扩招的比例是多少。而这些问题，却恰恰是这几年扩招中被忽视的问题。由于扩招结构不当，仅仅四五年内，职业教育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专科和本科教育却急剧扩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的数据，2000－2003年，仅四年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从95万人急增至187.7万人，增加了近一倍，研究生毕业生也从58767人增加到111091人，也有近一倍的增幅。然而，中等职业学校和技校不仅毕业生人数没有增加，学校数量反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扩招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造成了这种发展极为不对称的结果。然而，现阶段国内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真有这么不对称吗？现实是，大多数岗位需要的仍然是职业教育的学生。这就使得本来只需要职业教育的岗位却招收专科甚至本科教育的学生，本来只需要本科教育的岗位招收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形成了如今用人单位的用人“高消费”。这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受教育成本，也增加了用人单位的用人成本，更形成了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
所以说，扩招也许并没有改变劳动力供济总量，可是它对劳动力受教育结构的改变却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绝对与大学生就业困难有必然联系。扩招也许并不错，可是盲目扩招却是不对的。几年来盲目扩招，造成了如今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浪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如果教育决策者能直面问题，及时改变如今这种盲目扩招的局面，合理分配各种教育层次之间扩招的结构，使扩招与就业需求相适应，那么通过扩招提高劳动力质量又何尝不可呢？”
理念决定走向----中国高教的未来之路
不可否认，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宏大的校园和漂亮的建筑已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大学的财大气粗也已为社会所知晓。不过这些美丽的校园极有可能成为大学沉重的负担，陈旧的运作方式和巨额的债务使一些大学成为名符其实的“负债机器”，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要摆脱目前这种运作模式是困难的。减缩招生规模吗？可能不行，因为沉淀的成本已太多，覆水难收，更重要的是这有损教育大众化的美誉。继续扩大规模呢？十年内方案还是可行的，因为中国的人口还在增长，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也还比较多，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招生压力会越来越大，大学空置的情况可能会局部出现。不过以规模养效益的作法不太符合大学的发展之道，因为大学之“大”不在规模而在其大师，在其科研创新实力。如果进一步盲目扩大规模，就业终端却不能有效衔接，那么大学就可能会沦为失业者的“制造工厂”，丧尽其教育职能。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定位？奉何种理念作为自己的圭gui臬nie(标准)呢？扩招以后，大学的教育现状已颠覆了以前那种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培育社会精英的目标，新的定位应该是什么？大学能把“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作为自身的定位吗？我想如果这样定位的话大学将来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颁发毕业证书的认证机构，这将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的大学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就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操作模式、为自己重新定位，而这一切也只有靠改革去完成。具体的改革是很繁琐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教育界的精英和关注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广大的教育参与者都提出了很多有启示的建议，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者只要留心并尊重、接纳，就能产生相当好的效果。总而言之，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为某位政府官员、大学管理者、著名学者的言论而改变，大学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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