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x，即强调大学－产业－政府的互动)的创新发展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精明专业化政策”更尊重不同区域存在创新潜力差异的现实，并不一味鼓励所有地区均走“以研究引领技术突破式”的创新之路（research-based innovation）。而是尊重地方特有条件，允许创新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内容意义上的广泛性。
比如，精明专业化政策鼓励研究和创新的分离（即创新未必一定源自研究和知识创造），不局限于技术式的创新，面向新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制度/管理创新也可得到政策鼓励。可见，“精明专业化政策”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的区域创新政策，是对创新形式和内容的一种理性解释，也是对以往“一刀切”政策失误（如区域创新系统和创新集群政策）的反思和改进。
由于受到欧洲最新的科学思维影响，特别是受到（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启发，从学术意义看，精明专业化政策具有极高的理论支撑。简单说，其理论背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 嵌入性(ddedness)，即认为有效的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基于地方特有条件，因地制宜。
2) 探索过程(a recovery process), 即强调创新政策的制定过程应依赖于一个多方参与的集体行为, 该过程可以帮助判读，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进行重组并开发运用于市场。许多人相信，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过程，甚至超越了创新本身的意义，因为该过程可将潜在的或以往不被认可的地方资源和潜力开发出来，从中可能产生新的增长点。
3) 关联性(relatedness)，即突出“相关多样性”(related variety) 是地方探索过程中应遵循的根本逻辑。Boschma等人认为，产业创新的特征是新企业、新技术和新产业诞生，新产业并非凭空
而来，而是在有密切技术联系(technologically related)的地方现有产业基础之上演化而来。“精明专业化政策”对这一点的认可，有助于相关人员在探索过程中，理性判读未来最可能出现哪些产业，以及应通过何种方式培育该产业（如促进技术相关企业互动和知识溢出）。正如 Foray所说：“精明专业化的目的是，在充分理解和利用本地现有生产结构和经济资产的基础上，助推一些新的潜在的产业创新系统的诞生和成长，以此逐步改善区域创新生态环境和经济表现。”
由此可见，精明专业化政策是一项有科学理论支撑的区域创新政策，有一定指导意义。
这里仍需强调，尽管精明专业化政策是一个以创新为最终导向的政策指导框架，但并非要求所有区域发展单一的STI（Science-Technology-Innovation）创新模式，即“从科学和技术到创新”。而是充分考虑经济基础的空间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并通过政策规范的方式，来指导其运用根植于地方的知识、研究和技术网络，来优先推动“可能的”创新活动，以此逐步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
例如，北欧地区基于实践而非基于研究的创新模式，即注重企业和用户的互动学习，以用户需求为目的，通过用户参与的产品设计和改进的过程，来推动创新，这种“从实践／运用／互动到创新”的DUI模式(Doing-Using-Interacting)，与传统的STI的理念不大相同，却能在“精明专业化政策”的框架下得到有力的资助。 现实中的政策执行
截至2014年，已有14个欧盟成员国、共计150多个地区加入了RIS3政策平台。那么，地方参与者如何解读该框架？这项框架是
否帮助参与者明确了未来区域创新发展的方向？这项政策在实际中是否被有效执行？在此，笔者专门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正反案例，试图说明该政策在地方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问题。
案例1: “精明专业化政策”在北欧行之有效—以芬兰拉赫蒂为例
北欧国家和地区常被学者视为研究区域创新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这得益于其政府机构透明高效、富于合作精神，也与其较早重视创新驱动区域发展的各种公共政策息息相关。过去十年间，北欧国家对创新环境的培育、对大学的投入，以及对新型市场的开发，在强度、范围和方式上，均走在欧洲前列。各种区域创新政策在北欧地区广泛实施，预先为精明专业化政策顺利推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概括起来，这些已推行的区域创新政策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深入的区域潜力分析。既有的区域创新政策十分注重对本地资源的挖掘和评价过程，不论各种区域集群战略、创新发展战略，还是针对创新和研究发展的投资项目，均是如此。不仅传统的SWOT分析（即优势、弱势、机会和威胁分析）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区域创新潜力分析，不同区域（国家）之间以开放合作的方式参与区域分析亦被重视。地方决策者十分提倡外部专家参与，以克服区域自身对本地的认知路径依赖和局限性。比如，丹麦和瑞典众多区域广泛建立了相互学习创新经验的正式（也含非正式）合作平台。平台首先推行的就是鼓励区外同行评议（external peer review）式的区域潜力分析过程，即不同区域的决策者和业内同行共同分析和挖掘特定区域的创新潜力。同时，北欧的区域潜力分析并非局限于“聚焦本地”，而是将地方放在一个跨区竞合的背景之下，明确特定区域
在国家乃至全球中的比较优势，如分析地区相关产业在国家(际)创新生产网络中的所处地位，本地产业的市场容量和动态等。 2. 广泛的“三螺旋”产学政合作传统。北欧有较强的鼓励多方参与的区域创新合作传统。有不少北欧国家，早在2007年，就要求地方积极参与欧盟区域合作创新的“结构资助项目”(Structural Funds Programme, 2007-2013)。具体的政策项目有瑞典的三螺旋合作(VINNVAXT)项目，丹麦的增长论坛(Growth Fora)，以及挪威的区域研究基金(Regional Research Funds)，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政策帮助北欧各区域建立起良好的区域内(间)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传统，为今后实施精明专业化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对“创新”的开放性定义。传统的创新定义，大多聚焦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式的技术突破，这使许多创新政策制定者过分强调技术创新和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创新）投入，缺乏对创新本身的多元化理解。而在北欧地区，只要是有利于促进市场进步和增加劳动力就业的行为，均可视为创新。相比以往“以知识促创新”的观点，北欧人更注重“基于实践”(practice-based)的DUI式创新，包含用户参与（驱动）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公共服务创新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