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产出物品的投资，因而减少工人就业的机会。自卫的行为可能被凯恩斯学派视作储蓄的意图增加，投资的意图减少。这看法不对，因为只是改变了投资（储蓄）的性质。另一方面，说「自卫」的行为会导致消费下降却没有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前景不对头时较多的投资者会采取自卫行为，因而增加失业的看法是不大正确的。正确的看法，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投资于物品产出不容易脱身而拿回自己的投资。转向较为容易脱身回本的项目，对就业与国民收入皆不利。这可不是因为投资的意图下降了或储蓄的意图上升了。
我认为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受到上述的误导而得到储蓄与投资不同的谬误。然而，当我说一个经济的前景大势甚佳时，人民会转向增加就业产出的投资，却不是一个有一般性的规律。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势很不错，收藏品之价急升。是的，十年以来，在北京的拍卖行拍出的古书画之价不少上升了逾百倍！这种收藏行为是物品产出为零的投资，举国的人一律这样做是会一起饿死的。
如果本文解释的是对——意图储蓄量与意图投资量相等的均衡观点是错——整个宏观分析的理论架构会塌下来。我认为该均衡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不知还要穿多久？
（宏观失误之一，未完待续）
凯恩斯的无妄之灾
标签： 张五常 凯恩斯 分类：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2010-08-24 08:11
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一八八三——一九四六）是个重要的思想家。智力惊人：罗素说凯氏是他平生遇到的智慧最高的人。博学多才：涉及的学问有多方面，著作等身，文笔流畅。兴趣广泛：桌球、桥牌、艺术收藏、芭蕾舞欣赏等皆卓然成家。口才了得：Harry Johnson年轻时有幸见过他，后来对我说凯氏与弗里德曼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者中辩才最高的。
年多前谢世的Alan Walters曾经对我说，整个二十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位经济学者是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二者不相伯仲，大可分庭抗礼。我认为纯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凯氏高于弗老。二者皆智力超凡，我认为弗老的经济天赋比凯氏高，但从多方面的学问与兴趣看，凯氏胜。二者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的顶级人物，可与他俩平起平坐的我要加进耶鲁大学的费雪。
文笔历来流畅的凯恩斯，写他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一下子文字变
得艰深难明。我读不懂。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间，我在洛杉矶加大写《佃农理论》时，一位在该校作助理教授的朋友，是瑞典人，名为Axel Leijonhufvud，也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为《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与凯恩
斯的经济学》），在该校的经济系内吵得热闹，跟着出版的书举世知名。Axel是我知道唯一的博士论文还没写好就获擢升为正教授的人。当时老师阿尔钦说，他原来读不懂《通论》，但读了Axel的文稿，再读《通论》就懂了。
Axel的论文是说，凯恩斯是个一等的经济学者，但凯恩斯学派则不成。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跟Harry Johnson等人谈及，他们认为Axel的论文是好的，但究竟凯氏的思想应否那样阐释有不少问号。
《通论》是一本我再读也不懂的书。今天回顾有点尴尬。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拼搏时，我的思维集中在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局限，而《通论》是不管这些局限的。整本《通论》与交易费用有关连的是「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的处理，但不是从局限的角度入手。 我重视马歇尔。凯恩斯对马氏的思想应该比我熟识得多：他俩是剑桥同期的人。虽然凯氏修数学起家，但一九一一年起他任职多年马氏创办的《经济学报》的编辑，也发表过关于马氏的文章。马歇尔一九二四谢世。今天回顾，凯恩斯可能认为马歇尔的理论对国家大事不管用而另辟蹊径，我是因为不满意马氏的分析而为之大事修改。
我重视马歇尔，因为他的经济分析基于工厂调查，有真实世界的内容，而更重要是他的大作有一个很完整的架构，全面而清楚。有这样的版本放在面前，我把马氏假设不存在的交易费用局限放进去，修改得实在多。我也认为他对成本与租值的概念掌握不足（凯恩斯也不足），
对竞争的理解不够全面（凯氏也不够全面），对市场合约的变化知得不多（凯氏也知得不多）。把这些加进马氏的理论架构，修改得近于面目全非，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认为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不开，工资管制与物价管制是同一回事。
上述与好些其他我对经济制度及其运作的看法，是自己多年来的逐步思想发展。当年读不懂《通论》可没有那么全面的质疑，只是好些地方我不明白凯氏或明或暗地用上的假设。例如工资无端端地不能下调我读不懂。又例如福利经济与工会的左右对就业有害，凯氏漠视。好些年后，是七十年代初期吧，西雅图华大的两位同事追究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失业率奇高的解释——凯氏重视失业的时代——得到的结论是当时英国的政府福利急升（该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报》之首）。当时我最不懂的，是凯氏的意图储蓄量与意图投资量相等的均衡概念，因为我接受了费雪之见：储蓄与投资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
母校当年的经济系不大名，但今天回顾是走在时间的前头。这可能解释为什么我读不懂《通论》。清楚记得，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施蒂格勒到母校讲述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讯息费用」专题，我在座，不仅觉得施氏说的耳熟能详，过了一天跑到赫舒拉发的办公室投诉：「施蒂格勒的讯息费用理论说市场的物价有差异变量（variance），所以市场的顾客要花时间搜查（search），但市场的物价差异变量是顾客搜查后的结果，施蒂格勒的分析是否本末倒置了？」这样的学生是不容易读得懂《通论》的吧。
想当年，阿尔钦正在日夕不倦地研究他后来发表的弗里德曼认为是重要的关于讯息费用与失业的文章，他怎可以读了Axel之后就说读得懂《通论》？懂可能是懂，但不会同意吧。
今天行内盛行的宏观经济，无疑起自凯氏的《通论》。很不幸，一般人重视的要点，是政府花钱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其实那是凯氏从年轻同事Richard Kahn（1931）的一篇文章借过来，用以决定国民收入。这乘数效应经过萨缪尔森及Alvin Hansen等人的大事宣扬，读本科初级经济学的没有一个背不出来。世界多么容易改进：如果人均收入上升一元储蓄上升二角，政府花一元国民收入上升五元！当然，那简单的方程式可以变得相当复杂，但那所谓财政政策可以容易地调校经济之说不胫而走。萨缪尔森的课本卖得发了达。另一位大名教授（Fritz Machlup, 1902-1983）为这乘数写了一本书。那是一本愚蠢的书，整本满是算术习作的数字图表，教政府多花一元，或税收增加一元，或出口、进口增减一元，等等，国民的收入会如何。蠢归蠢，信之者众。
凯恩斯学派的乘数效应分析当年得到广泛的支持，可能因为这分析支持着大政府，也支持某些压力团体的利益。但以乘数效应来衡量凯恩斯的学术贡献，是不公平地贬低了他。凯氏知道他的思想被滥用，说要找机会澄清，但早逝，人算不如天算也。
自一九五七年弗里德曼发表了《消费函数理论》后，凯恩斯学派的影响力开始转弱，而弗老跟着发表的《美国货币史》是巨著，带动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