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权贵，有限的社会参与，逼迫着他们更多的是立于对儒家思想体系的顺服基础上进行自我民族宗教思想的阐述。所以，我们看到这时期回儒对话的宗旨更多在于强调沟通回汉文化、消除相互误解。这一以金陵南京为中心的回儒对话着力构建“回儒一体”的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认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行比较研究，开展文明对话，以期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费孝通先生语），和而不同的境界。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这种文明对话的努力和尝试并未引起主流学术界的重视。1由此可知，南京所倡导的回儒对话更多的是回族社群内部的一次文化复兴和宗教复振。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政治压力之下，此时期的“以儒释伊”运动是一次伊斯兰儒化的表现，而其大量的译文因为其有限的论述并没有造成对儒学的发展起到补充和启发意义，所以没有引起当时社会的积极对话和了解，其大量的文本也没有得到较大规模广泛的刊印发行，很多译注都是作者去世多年后才进行刊印发行的。另外，因为王、刘等人的汉文译著活动主要为有儒学根基而不识阿拉伯文的穆斯林所使用，所以流传有限，对大众影响甚微。
二、 云南“回儒对话”的社会结构及其影响
自金陵兴起的回儒对话历经一百余年后，逐渐走向衰微。汉文译著活动在南京衰微的原因南京的汉文译著活动,在刘智撰写《天方至圣实录》时,就出现了低落的苗头。这时他的族属亲友即以他“不治生产为不祥”,视其“迂腐疏狂”,看来南京穆斯林重文、重学、重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风气已发生了变化。这从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写成后长久不能刊行,他的天方礼书和乐书一直未见出版等可以看出。不过对南京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打击最大的还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作为西北哲合忍耶穆斯林起义“善后”内容的海富润事件,一件直接涉及汉文译著的文字狱。在这一事件中,刘智的书被查出,为刘智书作序、为刘智书刊行出力的袁国祚、袁国裕、改绍贤、谭正文四人被拿获,年已86岁的赛家被搜查,刘智之孙刘祖义也被从江宁查获。而汉文译著的作者刘智、金天柱只因早已身故或不知生死踪迹而得以幸免。再下来没过多少年,南京又被太平天国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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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天方之学”在中国的学术历程与学术精神——从王岱舆到马坚》，《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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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36座清真寺大多遭拆毁或被火焚,富裕穆斯林纷纷逃往淞沪,阿洪们则逼迫至乡村逃难,剩下的一般穆斯林就只得以习武来自卫,学术活动则已是无人问津。此后,南京又有大批外省籍穷苦穆斯林涌入,穆斯林的职业结构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迨至同治光绪年间,南京又进一步动荡。有些穆斯林为了自保,甚至加入到了迹近佛教的保清帮会---安清帮中。汉文译著也随之被一些穆斯林所弃置。王孝《乡饮脍谈》有“读大学”一栏,云“邑诸生刘某,回族也。不信仰其教。每扫墓手持《大学》,展拜先垄,席地坐读。或问之,曰‘此圣贤大经,不此之读,尚有何可读’”,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伊斯兰教经籍,包括汉文译著受冷落的情况。1然而历史上发生于回族内部的回儒对话浪潮并没有停歇，在相对偏西南一隅的云南回族社会承接了南京回儒们的对话重任，并将回儒对话引入更为深广的领域，从而掀起另一高潮。
1、 清代云南社会结构特点与回儒对话的产生
云南偏西南一隅，历史上多次民族大迁移的加深了云南与内地之间的文化生活交流。加之，历史上多次的南北战事，南方丝绸之路和连接东南亚贸易的马帮促成了云南回族人口一个个急剧发展的时机。元代云南设立行省，正是纳入中央管辖，之后的赛典赤及子孙治理云南使得云南回族的发展出现一个历史黄金时期。因为长期推行儒家教化、处理各族矛盾、兴修水利等，云南社会发生较大变化，社会发育程度明显增长。其中回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获得了历史上较好的发展时机。之后的明朝，沐英、傅友德等开国功臣携带大量江南回族驻守云南各地，其后三征麓川，又有大量的中原、江南、西北回族流入云南。在处于大开发阶段的云南，历经元明两朝，军籍、商人、工匠等身份的回族大多集中于云南各地交通沿线的乡镇和集市。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促成了云南回族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清代云南与全国一样倍受统治者的民族歧视与压迫，然而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至云南回民起义之时，各地回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已经呈现了极为发达的状况。云南回族人口遍布全省各大城镇，农-工-商多业并举，私塾教育和经堂教育较为普及和发达。另外，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蜂拥而起，清政府对回民的肆虐屠杀，使得回族处于一个大跌落的新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涌现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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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华：《南京伊斯兰教》，引自《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第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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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接受传统华夏文化，又谙熟伊斯兰典籍的回儒群体，他们著书立说、开办经堂教育，积极探讨回儒之间的关联，开创了又一新的回儒对话历史。
2、 马复初与王、刘等汉文著述思想的异同
清中期当回族汉文译著在南京的不断衰落，而云南以马复初为首的新一代回儒却将回儒对话推向了历史的至高点。马复初负笈陕西求学后，又于道光年间（1841-1850）游历求学天方、埃及、土耳其等国，可谓学识丰富，同时也搜集了大量的伊斯兰经典著作，这些条件为其成为承前启后，推动回儒对话走向更深远的重要领军人物。
王岱舆汉文著作的主要思想精髓为《正道真诠》 “三一”学说，即“真一”（安拉）、“数一”（总称天地万物之统一）、“体一”（即体认之一, 谓人之品性、
形神、先天真性、后天本性及阴阳合一）。刘智提到的“理”, 当是中国性理学家所
说的理, 因为他正是吸取清代儒学所标举的程朱派理学——“性理之学”与天方之学(伊斯兰教之义理) 中相同的成分并把它们糅合在一起, 打造出名篇《天方性理》的。而马复初《大化总归》着重阐释后世复生之理, 即“后世之真”、“遵中国之礼, 引孔孟之章, 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 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 这里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明清之际中国回族智识的“回儒对话”、“以儒释经”运动的大致轨迹，即王等早期的汉文伊斯兰教著作思想多为梳理伊斯兰教与华夏文明，儒学/儒教之间的异与同，其主要论述了“真一”安拉与儒家“天”、“上帝”的区别，确立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源泉“认主独一”，超乎万物宇宙。接下来的刘等著述则延续王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伊斯兰宗教哲学理论与中国儒家性理学说及苏菲派哲学思想融为一体,王是着重对伊斯兰教的真主位高于儒家、道家及佛教的“理”、“太极”、“太觉”之上，而刘则注重阐释将伊斯兰教教义与儒、道、释进行初步揉合。而马复初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则在王、刘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华夏文明中生存的国民（穆斯林与其他）所要阐释的是文明的、精神的终极问题，王、刘在梳理和树立了伊斯兰教“真一”独义，超然实在的之后，对伊斯兰教文化与儒、道、释进行了粘合，有这一基础为马复初的思想理论新起点提高夯实的前提，马氏顺利成章地将理论论述直指万物人生的终点—今生后世问题上，正如马氏于文中多次谈论的儒家只论今生，不谈后世，或有些不明之人肆意借用道、释道生死轮回学说，不明白真正的今生后世，于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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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大化总归》“以补儒教”或“妄借此（《大》）以僻道、释两家轮回生死之说”。1正是因为马氏对今生、后世的问题进行详实的论述，乃是对儒家对这一问题核心，万物宇宙归结等问题的更深思考，通过这一论述与前者伊斯兰教核心的“真宰”理论可以说是融会贯通，遥相呼应，成功地实现了汉文伊斯兰教理论体系的成型；此外，马氏在此书中还阐释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介绍，2也成为中国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思想的一个起点。这便是马氏与王、刘等人“以儒释经”运动不同思想倾向之处。
三、 金陵到云南：历史的超越
以马注、马复初、马联元为代表的新一代回儒将回儒对话的旗帜高高插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此阶段的汉文译注工作不仅仅延续了南京回儒先贤们沟通回儒两教的译注传统，而且还进行了对儒学进行补充、丰富学理的工作，进由实现了回族智识一定程度上达到化儒的功绩，以及开创了伊斯兰与道、释、耶（基督教）的文明对话先河。此时期的译注内容丰富，涵括了哲学、天文、地理等学科，而且最为重要的是马复初等人的译著活动与儒家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伊斯兰教“有助于儒教”，通过“真回”以“进于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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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超越了早期南京王、刘等人汉文译著工作，最终将儒化转为化儒、补儒。
此阶段由于马复初重点指出儒学缺乏对后世思想的讨论，进而指出伊斯兰教在这方面能够完整论述今生与后世。这一思想对当时的儒生大夫们都有所吸引，而其“志在弥补儒学不讲‘后世复生’之欠缺的努力，尽管在学理上与儒家传统思想更加贴近，但似乎在‘教内与教外’关系上，出现了回归到倾向，使汉文译著的活动不再游离于教门和教民之外，而为众多信士们所认可和追随。”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复初的学术研究，还得清朝统治阶级的鼎立相助。在这方面，《大化总归》马开科的序中阐述得最为清楚。他写到：“然而夫子所遇，较王、刘诸公又胜之矣。彼王、刘当日，有德而无权，有学而无势，虽著书不下数百卷，因王公见忌不敢传者有之，因资费不足不能传者又有之。夫之德与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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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总归》，马继祖编，第216页。 《大化总归》，马继祖编，第320页。 3
《大化总归·马开科序》。 4
刘一虹：《回儒对话—天方之经与孔孟之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9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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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势兴，所以刊刻之多，为王、刘著公所不及。”一个“权”字，一个“势”字，道出马复初译著能够在当时得以广泛刊印流传的最重要原因。马复初的大量“汉经”，大都在咸同年间由昆明清真寺刊刻，1并且几乎每一本都有那个赐进士出生、翰林院编修、国使馆纂修、兼云贵总督，抚云南使者徐之铭的序，此外，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员，也争先恐后地为其作序提诗，就是因为这段时间他“德与权合，学与势兴”。而相比南京刘智等人的汉文译著大多没有引起当时统治者和权贵儒生们的重视，其刊印流传及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最后，云南回儒对话，汉文译著及经堂教育革制的兴起正是云南回民起义期间。此时的回民及伊斯兰教都受到了极大地压制，回汉之间相互仇杀，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社会政治情势中,马安礼总结道：伊斯兰教与儒教两大宗教的信仰群体及其代表相互曲解对方的宗教, 以及盲目地追求各自的集团利益而相互不信任和猜忌是导致回汉争斗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向者滇中祸乱十八年,其起衅之由实因回儒两教分门别户,各不相下,以致寻仇起祸,酿为乱阶我师复初氏洞彻两家之理, 深明当世之故, 窃叹腐儒俗士, 言天而复拘于形迹, 言理而不得其主宰, 致以回教为异端, 屏之不齿。??”2。马复初看到民族仇杀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民族文化信仰之差异，所以挺身而出，著书立说，企图释怀回儒分歧，以此安回扶汉。此举不畏时局晦暗，因民族宗教被压抑反而积极寻求沟通渠道，不仅仅彰显了马复初思想之独立自由精神，同时在强权专制之下，寻求民族生存，文化存活的话语权，体现了一种对民族整体利益的大局思量，是生存智慧的具体展现。这与明至清初南京回儒对话相比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四、 一点简评
历经300余年的回儒对话叩起了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交融之门。其所对于回族群体而言是意义重大的，不仅仅是一次民族文化自救、自觉与复兴的文化运动、宗教革新和教育探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倡导的“回儒一体”及实现的“补儒”努力开创了民族学说化的历史，“以儒诠经”成为回族智识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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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宗教局：《昆明伊斯兰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80页。 马德新：《祝天大赞》，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第4页。引自王建平：“试论马德新著作中的“‘天’及伊斯兰教和儒教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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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本土化的最后“工程”（学说化阶段），建立起了回族群体文化理论体系。整体来说，面于不同社会结构和时代背景，南京和云南的回儒对话实践经历了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各自的历史目的。而此次回儒对话通过对儒学的合理整合，消融了长期华夏穆斯林的 “熟悉陌生人”文化藩篱，并与佛、道等一定程度的对话，吸收了其精髓，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边界，使回族文化发展创造一个更为适应本土社会文化结构的广阔空间，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姚继德，李荣昆，张佐著：《云南伊斯兰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2、杨兆钧：《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9月。
3、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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