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史·第七章 二十世纪的西方史学
第七章 二十世纪的西方史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主要表现在：
首先，是在上个世纪兴起的文化史研究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历史观点从思辨的向批判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转变，史学研究的领域发生了重点的转移，以历史主义为特征的朗克的政治史传统受到了有力的冲击。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之间政治交往的不断加深，使历史学进入了反思阶段，而欧洲中心论被人们抛弃，历史学家们试图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建立起全球的历史观，撰写以世界为整体的世界史著作。
第三，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的发展影响下，西方史学从狭隘的政治军事转向探求社会历史的“结构”与“总体”，从个人在故纸堆中扒梳史料的手工业方法转为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心态史学、历史人类学、结构史学、想象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不断涌现，并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其代表是法国的年鉴学派。
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苏联、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和南欧国家，以及亚洲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历史学的重点从记述个别“显要人物”的活动转向研究普通人与“社会底层的力量”，即农民运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形成方面；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也有显著的加强，从而为西方史学增添了新的活力。
一、文化史研究的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许多历史学家投身于这一新的历史流派中，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文化史学家有赫伊津哈、斯宾格勒和汤因比。
（一）约翰·赫伊津哈
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年）是荷兰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杰出的文化史家。1905年任哥罗丁根大学历史学教授，1915年任莱顿大学历史学教授，1942年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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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入侵后关闭了莱顿大学，并把他关进监狱，1945年去世。他的所有著作收入七卷本的全集，在1948—1953年出版。他的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伊拉斯莫传》、《十七世纪的荷兰文明》等，被认为是20世纪文化史著作中的名著。
约翰·赫伊津哈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出了他的文化“均衡论”。他认为 ，文化大体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①需要存在一种比在通常情况下，更趋完美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②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应当均衡发展；③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还离不开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三者层层相扣，缺一不可。要维持这种文化发展的“均衡”，还需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如果缺少这种稳定性和对自由的最低限度的约束，文化就会停滞不前，甚至陷入困境。
其次，他认为历史学、像神学、文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世界上的一种很正统的知识，是科学的，因此必须建立在严格的与认真的批判方法的基础上。
第三，在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方面，他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前后现象。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见到的是社会、经济、宗教、法律、艺术和文学、政治生活的种种形式——一言以蔽之，他所见到的是文化的形式”。他进而认为，文化是一种形式，历史也是一种形式，只是借助历史这种形式，才能阐明某种文化本身的来龙去脉。实际上，赫伊津哈所提倡的文化史研究，可以归结为一种历史结构的研究或文化形态学。从总体上说，赫伊津哈的史学业绩，尤其是他在文化史方面的认识与实践，构成了20世纪反对西方传统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大大推动了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美国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家。他生于布兰肯堡，早年曾在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哈勒大学学习。他兴趣广泛，对历史、艺术、生物学、数学等多种学科进行研究。毕业后，他过着独身生活，在一所中学教数学。因健康原因，他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免服兵役。在此期间，他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和著述。1917年他发表了专著《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一举震撼了西方文化界，他也因此成为蜚声西方社会和学术界的巨擘。在书中，他以历史文化为宗旨，探究人类文化，剖析西方文化，建构起自己的文化史思想体系，创立了文化形态学说。所谓文化形态学，实际上是把文化（或文明）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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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体，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实质上，就是把生物学的概念引进到文化学和历史学后产生的一种思想。斯宾格勒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文化，研究世界历史，也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他认为，在世界上曾出现过八种自成一体的文化系统，这就是，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各自独立”走完其生命历程，即必须经过三个大的发展阶段：①前文化阶段，即原始文化时代，社会还处于原始蒙昧状态，其精神上的特征是“乡野的直觉的”，在文化形式上表现为神秘的象征主义和朴素模仿的特征；②文化阶段，是正在成长的、富有创造的、不断上升的历史时期。在早期，一种文化产生了成熟的意识，形成了某种独特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装饰和建筑业上；在晚期，其特征是城市的兴旺，第三等级的成长，理性主义的勃发等，这是一个从文化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历史时代；③文明阶段，是每一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人类重新回复到原始的状态，开始下一次循环。基于此，斯宾格勒指出，西方文化同其他七个已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必然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期、强健有力的成年期，最终走向日益腐朽的暮年期，走向自己的归宿。这就是他的书名《西方的没落》的含义。由于他的著作的结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西方社会种种弊端不谋而合，而且道出了当时西方人对自己前途所感到的忧虑与悲观情绪，所以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当然，斯宾格勒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点和谬误，但是他所开创的文化形态学，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所给予的重大影响以及启迪，是无可怀疑的。
（三）汤因比
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年）是20世纪西方卓越的历史学家，美国《展望》杂志把他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认为应把他列入自希罗多德以来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他出生于伦敦，早年在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学习，后到雅典的不列颠学院进修，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2年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古代史讲师。1918年曾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的近东问题顾问，参加巴黎和会。1919年任伦敦大学教授，主讲拜占廷史和近世希腊史。1925年受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研究教授，并兼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负责主编该学会年刊《国际事务概览》。1943—1946年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曾以顾问身份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1955年退休后，他仍然积极从事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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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活动，直至逝世。汤因比一生写过几十部著作，较为重要的有：《新欧洲》、《古希腊的史学思想》、《在考验中的文明》、《文明与战争》、《世界与西方文明》、《人类与大地母亲》等，但他生平最重要的著作是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这部著作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给他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和非议。在这部著作中，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从古至今共出现过二十六种“文明”，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要经过四个连续的阶段：①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②大一统的帝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繁荣局面终于消失，出现了“间歇时期”；③在大一统帝国处于衰朽时期，内部无产者和其他阶级团结在作为文明深厚基础的宗教周围，建立起大一统教会；④由于外部无产者的入侵，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一统的帝国最终瓦解，但教会成为新旧两代文明嬗变过程中发生亲子关系的媒介。一个文明终结了，从它中间又产生了第二代文明，这个新文明，也将重演它的母体文明所走过的历程。但这种看似循环的文明演变，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某种螺旋形上升态势的前进运动。汤因比通过研究，认为在二十个文明中大多数文明已经死亡。但是，只要处理的得当，西方文明仍可以继续保持“创造性的活力”，避免解体的命运。汤因比的结论是从宏观上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后得出的，他认为世界不只是欧洲，也不是欧洲的扩大，在西方文明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伟大文明，这无疑是对西欧中心说的一种否定。他在自己的遗著《人类和大地母亲》中，就是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以抒情诗般的笔触，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互相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世界各时期、各区域的文明类型，在50万年前至20世纪70年代的变迁。实际上，这部书是汤因比的文化史理论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一次实践，全面反映了汤因比的思想体系和学术观点。当然，汤因比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唯心论和文化至上论的缺陷，但他的探索和结论，对我们无疑是有着参照、启迪和借鉴作用的。
二、历史哲学的新发展
20世纪以来，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分析哲学取代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他们更注重关心历史学自身的问题。这种理论突出了历史学家的主体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克罗齐和柯林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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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克罗齐
克罗齐（1866—1952年）是当代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评论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学术界首先提出了他的历史哲学理论，为20世纪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奠定了基础。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是在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中建立的，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克罗齐阐述了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外在的，即对现象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而历史研究是内在的，即历史的认识是从认识主体的心灵或精神出发的。历史只有被赋予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有灵魂的历史。所以，历史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他从批判以朗克为代表的“如实叙述”史学出发，冲破了以前史学研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主体与客体分离的二元论，确立了其绝对的历史主义。他的绝对的历史主义是为了克服历史主义中的相对主义的，也就是一切从精神出发的历史哲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历史。而精神活动，思想活动就是哲学，所以他的结论是“历史即哲学”。以此为基础，克罗齐严格区分了“历史”与“编年史”。他认为区别历史和编年史不是因为它们不同的而又互相联系的历史编纂形式，而是因为其中有无精神。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现在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行为活动。总之，历史是有精神生命的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而编年史则是丧失了精神生命的一堆死材料。“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但是，一旦编年史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它就会从死材料活过来，成为活得历史。因为精神本身就是历史，不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它也是一切历史的结果，因此精神本身包含了自己的全部历史，而这种历史与精神本身是相一致的。于是，克罗齐就提出了他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包含着三层意思：①研究历史总是历史学家现实现刻的思想活动；②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是由当前生活的兴趣和利益引起的，是为解决现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③历史是由历史学家按现时的思想和方法来思考和理解的。因此，在克罗齐看来，真正的历史是人们思想中所想到的和可能想到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有他们思想中的历史。不但当代史如此，非当代史也是如此。无论这种过去的事实距离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有多么遥远，或多么临近，历史学家总是从现在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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