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史·第七章 二十世纪的西方史学
由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代技术革命新浪潮的冲击而在战后更加快了它的步伐。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主持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阐明了“当代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趋势”，作者所论大抵反映了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我们充分注意到，巴勒克拉夫在释论当代史学时，是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界标的。
总之，“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进人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把50年代中期作为战后西方史学发生转折的界标，也兼顾到世界其他地区（如前苏联和东欧等)的情况，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云：“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5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月描绘为在西方对历史主义的论点和在东方对教条主义和程式化进行批判地再检讨的时期。”的确，国际史学，至少就西方史学而言，从5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一次新的“路标转换”，这也就是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所要揭示的主题：“重新定向”。
（二）新史学范型
战后西方史学所发生的转折，被巴勒克拉夫称为：“这个转折点，正像人们有时提到的那样，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不管怎么说，相对于此前西方史学的历次路标转换及其对史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来看，这种转折在20世纪世界史学的发展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战后西方史学的变化是一种根本的转变。
在这里，我们借用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型”概念，以说明战后西方史学的变革，最基本的就是史学范型的变化，是从传统史学范型向新史学范型的进一步的转变。所谓范型，在库恩那里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是指为某一“科学共同体”所拥护、并在进行研究时所应共同遵守的准则；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范型”的更替。
关于史学范型，尤其对西方史学范型的界定与分类，学界意见不尽相同，南斯拉夫裔的美籍历史学家斯托亚诺维奇把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分为三种范型说较为流行，这就是：鉴诫史学范型（指的是从古希腊至近代初期的西方史学)、叙述性范型即兰克式范型和“结构·功能”范型即年鉴学派范型。我们在这里则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亦即从史学观念、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和方法等方面把西方史学分为两大史学范型：传统史学范型与新史学范型。自然，兰克史学是前者的代表，而年鉴史学派则就是后者的圭臬了。
新史学范型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范型是很不相同的。我们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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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比照传统史学范型，借以揭示西方新史学范型的特点。
第一，从史学观念来看。因为任何史学的变革，首先是史学观念的变革，这如同其他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革也要以观念的变革为前导一样。所谓史学观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它主要指历史学家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基本看法，如对现实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对史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等。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对过去构建的过程；历史学家写过去，同时也是在写现在，他是以过去来反映当代，亦即年鉴学派奠基者之一马克·布洛克所云：“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这一新史学派的历史认识论最清楚不过地点明了在史学观念上与兰克学派的差异，明显的一点是，它突出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与重要作用，而与那种试图通过文本考订描绘历史真相的传统史学家的认识不同。
第二，从史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来看。现代西方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充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扩充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方面，战后西方史学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变化，正如1981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所指出：“历史研究正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宽广。”如以战后美国史坛而论，现代美国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促进了区域流动、移民、公共教育、城市文化等主题的作品纷纷出版；战后美国蓬勃兴起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女权主义运动、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促使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70年代出现的“性解放运动”，于是“性”的研究及“同性恋史”竟也成了历史学家趋之若鹜的“热门课题”；在70年代兴起的公共史学那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容更是从政府决策与咨询、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到婚嫁、饮食、衣着、娱乐等恒订琐细之事。史学简直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东西。
历史研究范围与内容的拓宽，这里有两点史学上自身的原因需要强调：第一，由于战后“全球历史观”的确立与影响，这就进一步疏离了欧洲中心论的陈说，而当代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正急切地呼唤着历史学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于是，历史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也就日益丰润与宽广了。第二，战后尤其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如汤普逊和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努力下，“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亦即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观察与研究历史的风气日浓，这就进一步疏离了传统史学所信奉的“自上而下看的历史学”，亦即只关注“精英人物”与政治史传统，在多元化的旗号下，西方历史学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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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学研究的领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与扩展。
第三，从史学研究的方法来看。战后西方史学向纵深的开掘，一般说来是以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运用为前提条件的，这正如天文学的新发现往往要依赖于新研制出来的功率更大的和效果更佳的望远镜一样。历史学借鉴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技术和方法，借鉴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与方法，在战后蔚为风尚，形成气候，于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方法的多彩，导致史学研究新领域的不断扩展，诸如：计量方法、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计量革命”被视作“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心理方法深入到历史深处，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现象的深层了解；比较方法为进一步揭示历史(包括历史学)发展模式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作出综合的分析提供门径；口述方法成了沟通历史学家与非历史学家之间的桥梁，并有望为前者提供更多的独创性观点与真实生动的历史创造条件；此外，还有系统方法、模糊方法、符号方法、影视方法等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求打破学科之间的隔离，注重跨学科的研究。
在当今时代，史学的改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的道路。事实证明，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史学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融合，可以使史学的潜在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在了解过去、认识当代与预测未来的过程中，使历史学发挥出了更大的功用。
由此，也带动与引发了历史研究的手段与组织形式方面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是，使历史学家从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爬梳史料的手工方式转为运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如电子计算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像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这乃是时代之使然。至于史著形式，由于新史学反对单纯的描述，从传统史学的那种描述性的历史转为分析性历史，而大量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致使史学成果的数理模式化，这与传统史学著作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
战后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并不是孤立的，而总是与前面所说的史学观念的更新和历史研究范围与内容的拓展相关联的，尤其是与前者息息相关的，也总是与一定的史学思想体系相联系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西方史学方法的变化，不只是具体的技术手段的变革，而带有方法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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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历史学的新领域和新方法
（一）比较史学
历史学的新领域与新方法，从20世纪欧美新史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可谓是分支繁衍，流派林立，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主要指的是通过借鉴和运用新的方法而开辟的历史学的新领域，它既是说的某种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是某一种研究方法的革新与运用。
用比较史学方法研究历史自古有之，它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史学，兴起于20世纪初。1928年，法国史家马克·布洛克发表《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被学界视为“比较史学的滥觞”。战后在全球一体化与史学的国际化进程中，比较史学得以发展。
50年代以来，比较史学逐渐发展并风靡西方史坛。在西方诸国中，美国的比较史学发展得较为充分。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及《美国历史评论》等刊物中，研讨比较史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在具体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如由普林斯顿大学西里尔·布莱克教授主持的“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小组，推出了《现代化的动力》和《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等著作，由巴林顿·穆尔撰写的《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上的地主和农民》，被学界认为“用宏观方法为比较史学提供了光辉范例”。有意思的是，在比较史学日渐盛行的当今美国史坛，一些比较史学家从“跨文明”的角度，对特纳的“边疆理论”作了重新考察，他们把美国的西进运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边疆扩张进行比较研究。有的史家甚至按照特纳学说研究了古罗马、中世纪欧洲、俄国和中国的边疆变化情况，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从比较边疆史学的复活中，可以看出，随着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即使是一个陈旧的课题，也会在新的情况下，焕发出新的光彩。
关于现代(主要为二战后)西方比较史学的发展，美国学者雷蒙德·格鲁在1980年发表的《比较史学的论证》一文较系统地作了回顾。他把历史比较研究著作大致上归纳为四类：一是“各文明体系的比较”研究，即如斯宾格勒、索罗金和汤因比那样的宏观比较；二是“主要是对文明的某些中心题目进行比较研究，如比较宗教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历史现象的比较；三是通过比较而“研究历史过程”，“它们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可选择的生产方式’的比较研究到一个单独的行业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和程度的比较，从革命这个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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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的题目的比较研究到限定得很明确的过程的比较研究（例如现代教育制度的普及)，这种历史比较尤其与经济学、社会学或人类 学的某些学派有密切的联系”；四是“机构的比较”，如教会、党派、银行之类的组织和机构的比较。格鲁的分类似有交叉与重叠，但对于我们研讨现代比较史学的发展进程还是有启发作用。
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比较史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像写作通史或断代史的历史学家那样在连续叙述人类的发展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也不像历史哲学家那样在寻求全面的总体模式中获取历史的意义，而是从人类历史中挑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侧重探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某种情况下的特殊规律，亦即寻求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异同。格鲁认为，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在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中的四个阶段（提出问题、鉴定历史问题、制订适当的研究规划、获得和验证重要结论)中都是给予帮助的。但比较方法是有局限性的，正如布洛克早就揭示的，它不是万能的。无论是以时间范畴来划分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还是以空间范畴来划分的宏观比较、中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它都应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对要进行比较研究的双方或几方，要有一定的了解与研究；应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力求寻找比较研究的双方或各方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比较双方与各方应具有可比性，不能把毫不相关的事情硬搭配在一起，否则就会弄得不伦不类，谬误百出。比较史学方法之成效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社会历史观与认识论、方法论的制约，亦即不能摆脱研究者主体性的制约，这就使得崇奉非决定性的本体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学者，在用这种研究方法时会陷入某种困境，从而影响了他们研究对象的广度、深度和它的科学价值。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有别，前者可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相提并论，指的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比较研究；后者指的是历史学自身的问题，即研究一国史学与另一国或多国史学之间的异同，探讨不同国家史学之间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可见，两者是既有联系而又有各自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两个概念，不能相互混淆。当然，通过具体的历史与历史学比较研究的实践而总结归纳出来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可称之为“广义的比较史学”，而具体的史学比较研究（如司马迁与希罗多德史学之异同）则可称之为“狭义的比较史学”。在当前，为了深入开展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似有必要把“狭义的比较史学”与“比较历史”区别开来，确立自己的学科内涵，发展成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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