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性基本原则——统一指挥，层级制，自上而下的权威以及劳动分工。同时还介绍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两位行政主管识别的组织建立四原则，一是通过统一指挥进行协调，二是“梯状”原则，即垂直劳动分工，三是“职能”原则，即水平劳动分工，四是存在作战部队和参谋机构的区别。作者指出，政府机构及其领导者关注控制行为或者直接提供服务，都要设计详细的政策和程序，导致政府机构及其管理者逐渐被认为是低效率且受烦则约束的。
第三节，介绍了“新公共管理与企业家精神”。作者指出，在新公共管理中，对领导的需求至少部分地被决策规则和激励机制所遮蔽。许多情况下政府将服务对外承包，甚至完全抛弃了某些公共职能。总之，新公共管理旨在用基于市场的竞争驱动策略来取代基于规则的传统服务供给。奥斯本和盖布勒建议，政府应该日益离开一种提供服务的角色（划桨）并且应该去关注政策开发（掌舵）。同时，作者还指出新公共管理的公共领导方法的另一个要素是它坚决要求将竞争引入以前属于政府“垄断”的领域，采取“用脚投票”的激励方式。新公共管理把市场机制用来作为公共领导的一种替代品。
第四节介绍了“新公共服务与领导”。作者指出，新公共服务中的领导不再被视为高级公共官员的特权，而是被当作延伸到整个团体、组织或社会的一种智能。正如伯恩斯所提出的转化性领导那样，领导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权力包含着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中的一个核心价值是目的。领导是权力的一个方面，权力和领导之间的差异在于，权力服务于权力行使者的利益，而领导则既服务于领导者的利益又服务于追随者的利益。转化性领导是在领导者和追随者通过他们相互提升到更好的道德和动机层次而彼此接洽的时候出现的，通过它，双方的目标都得以提升；双方都得到了动员、激励和提高，这一点不同于交易性领导。
该节强调两个概念，一个是共同领导。布赖森和巴巴拉指出，当今的问题越来越需要具有不同风格、议程和关注点的许多不同组织的网络参与，通过榜样、说服、鼓励或授权来实施领导，保证其提议具有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技术上的可行性及法律和道德上的可辩护性。该节强调的第二个方面——是仆人，而不是主人。作者指出，新公共服务中，公共行政官员不是其机构和项目的企业主人，而是充当公共资源的管家、公共组织的保护者、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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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参与的催化剂。不同于新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官员不是企业家，而是负责的参与者。由于成功或失败的后果并不局限于一个私营企业关心的事情，所以公共行政官员就不能单独决定什么是对一个社区最好的东西，对话和公民参与显得尤为重要。
（九）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
这一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它在老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上，对组织成员管理基础的假定和模型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见解。老公共行政通过控制人来实现效率，新公共管理依靠公共选择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激励来实现生产效率，从本质而言，老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二者都依靠和信奉理性选择的模式，希望通过管理来追求效率，排除了对团体规范和价值、组织文化、情感补偿/社会补偿以及心理需要和其他“非理性”需要的考虑，否认了人们应该为了响应公共价值、忠诚、公民权以及公共利益而行动的理念，然而这一切恰恰是存在的，并且需要我们的重视和关注。新公共服务理论则将关怀的视野转移到人更高层次的需求和价值观，将人的尊严、信任、归属感、关心他人、服务、以及基于共同理想和公共利益的公民意识等人类行为要素处于核心地位，强调基于人来进行管理，通过共同领导、合作和授权，使公共服务动机和价值成为组织身份和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鼓励这种动机和价值。
“如果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其中的网络基于对所有人的尊重而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来运作的话，那么，从长远来看，它们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一观点出发，公共组织可从三个方面改善对组织成员的管理。一是树立人本思想。根据马斯洛的基本需要层次论，人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是人的最终基本需要。因此，应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从以事为中心的观念转为以人为中心，尊重个人的内在尊严和价值，使其充分感受到诸如忠诚、责任、民主、公平、机会以及公正这样的价值观，以充分调动其作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和作为普通公民的公民意识，从而造就负责任的、投入的并且有公民意识的公务员或公民，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最终实现公务员的全面发展。二是提倡参与管理。参与管理是尊重端庄地对待公务员，从而促进公共服务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有效途径。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指出：“扩大公共雇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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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程度，让大量有思想、有才华的下级公务员参与决策过程，是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途径。”参与管理不仅能为公共目标的实现集思广益，还能使公务员增强对组织部门及其工作的满足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让人们在合作过程中分享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民主价值取向和公共服务目标，通过共同领导、合作和授权，使参与者的关注焦点转向更高层次的目标和价值。三是建立共同愿景。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指出，共同愿景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而使各种不同的活动融合起来。对政府来说，共同愿景就是团体希望为自身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以及为实现这一未来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公共组织可以通过共同领导、合作和授权，使公共服务目标和价值成为全体成员的共同愿景来鼓励这种目标和价值，并使参与者和公共组织一起为实现这一愿景而共同努力。四是形成组织文化。如果说共同愿景是推动组织成员践行公共服务理想的强大动力，那么组织文化就是将公共服务理想转化并付诸实际的有力保障。沙因将组织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包括看得见的社会物质环境、该组织“应然”状况的价值观和理念、以及该组织成员所持有的指导其行为的假定和信念。公共组织可以通过建立一整套包括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规章制度等在内的组织文化，将公共服务目标和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引领带动组织成员用实际行动来实现公共服务理想，并将这种理想和信念，通过公共服务渗透到公共组织外的其他成员，号召和吸引更多公民加入公共服务队伍。
本书的结语提到，作者主张用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模式来替代当前的那些基于经济理论和自我利益的主导模式。尽管理论家之间的争论将会继续下去并且行政实践者也将会检验和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争论。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体会到，新公共服务不只是最新的管理时尚或者管理技巧，它更是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他人服务的原因的一种界定。它是一种对价值观的根本改造。作为个人，作为公民，我们必须正直不阿、坚定不移、全力以赴地诚实做人，不断努力遵守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无论我们是通过更多地参与我们的社区对话，直接地参加民主过程和民主机构，或者加强我们的承诺来表达我们的公民权，还是通过我们自己成为公务员来表达我们的公民权，民主公民权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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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不仅会有益于一起工作的公民，而且还有助于在全社会培育有益于大众的公共服务精神。有着这样的社会基础，我们国家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人民才能真正过上辛福安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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