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和县长们还认为，“以身份挑人、以关系取人”、“干部工作看重民主形式忽视民主质量”和“扩大民主力度不够”等问题也十分突出。但71.8%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将“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排在了首位。
受访县委书记和县长们还介绍，目前官场“潜规则”和吃喝风盛行。
“在一些地方，?潜规则?胜过法律法规，一些领导干部成了下属的?老板?、?老大?，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按家族生意来经营打理。”罗中枢在自己的课题论文中说。
罗中枢在调查中搜集到这么一个例子：某县县委书记干了4年，不久前坚决请辞不干而考到某地高校做副职去了。大家都很奇怪，他说：“那个地方是一个旅游区，每天接待遭不住（地方方言，?承受不了?），转着台子喝酒，别说干其他事情了。”
“部分领导干部在问卷上手写了一些当下存在的选人用人价值倾向，如?照顾各种关系?、?当权者喜好?、任人唯亲和利益交换。不过，86.4%的受访者选择了主流价值观——?推动工作?。”王卓介绍。
“这说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原则尚缺少有效贯彻执行的机制保障，要求与执行之间的张力过大，实际结果就是?方针政策原则?往往被悬置，出现?五湖四海选人难?、?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难?、?扩大民主、群众公认难?、?竞争择优难?等局面。”罗中枢说。
大多数县委书记和县长未干满一届任期
47%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基层工作经验。
调查中，一个现象引起了罗中枢团队的注意——县委书记大多很难干完一届，多则三两年，少则一年半载就调走。
王卓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接受调查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任现职时间平均3.25年，61.2%的官员任现职3年及以下，71.8%的人任现职时间在4年及以下，任现职5年以上的只有14.5%，大多数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完整干满一届任期。
王卓和助手们还对受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前任任职时间做了统计，结果发现：10.8%的前任县委书记和县长在原职位上工作不满一年就调走了，工作1－2年的占26.3%，工作2－4年的占48.7%，没有一位前任任职时间在5年以上。
在基层官场，不仅大多数县委书记和县长干不满一届，其他重要岗位的官员也常干不满一届。2013年9月，南方周末记者在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调查发现，前任龙南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剑平，仅在位一年零四个月。前任龙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许锐，任职仅四个月就提拔调离了龙南。
罗中枢团队对上述现象分析，“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在执行中流于形式。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干部频繁调动，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和政权的稳定，也助长了领导干部的不良心理。”
“对在任期内干一两年就提拔或调动的干部，大家认为有本事；对任期满了才提拔的，大家说是轮到了才提拔；过了任期还没提拔的，大家会认为他要么有问题，要么上面没有人，于是乎老实人吃亏，歪风邪气盛行……”王卓引用《人民论坛》公开发表的内容说。
调查还显示，在受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中，有以下五多五少的特征：男性多，女性少，男女比约20∶1，其中女性县委书记占比仅3.4%；中年多，青年少，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平均年龄为46岁；汉族多，少数民族少，县委书记和县长中少数民族干部仅20%；文科多，理工农科少，本科以上县委书记和县长中文科专业背景的占78.3%；异地任职多，本地干部少，异地任职的县官占94.8%。
此外，47%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其中县委书记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比例比县长高14.7%。年龄越小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在基层工作的比例越低，51岁以上的在乡镇街道担任过职务的占66.7%，40岁以下的只占40%。
“这种状况值得高度重视。”王卓说。她介绍，贵州一名县委书记接受访谈时感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干部在制定政策时不懂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出台的政策很可能与基层有距离。
23%县委书记和县长“十分满意”自己工作
“我都不好意思讲自己是县委书记。”
王卓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调查显示，现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从副科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13年，其中最长的用了26年。从副县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6年，其中最长的用了21年。
上述人群的任职有一些特点：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冷，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热；党政正职干部交流多，副职交流少，强势部门交流多，弱势部门交流少。
乡镇严重缺少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也受到罗中枢团队的关注。贵州一名县委书记向课题组介绍说，“我们乡镇公务员岗位是空缺的，没人去干，一个乡镇23个编制，只有不到10个人在岗。稍微优秀的就往县直或市直机关走了。”
调查中，一些县委书记和县长还认为，目前基层官员被妖魔化了。罗中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下基层官员的负面信息较多，有的基层干部抱怨，有社会舆论认为“中央领导是亲人，省上领导是好人，县级领导是坏人，基层领导不是人”。
“一位县委书记在访谈时激动地说，?有时候出去和朋友聚会，我都不好意思讲自己是县委书记?。” 调查显示，只有23%的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对自己工作“十分满意”，70%几乎没有周末休息日，65%以上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
工作压力大，但县官们的收入并不高。参与课题的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罗亚玲搜集的数据显示：宜宾市下属的县委书记、县长和宜宾市处长级党政干部的最高合法工资均约为5117元。但宜宾市下属的宜宾县面积达2945.83平方公里、下辖26个乡镇，人口近百万。
罗亚玲介绍，县委书记、县长和处长的工资相同，但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管理全县，工作压力大、责任重，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明显多于普通机关的处长”。罗亚玲建议，“应扩大党政干部收入差距，使收入与承担的工作责任、产生的绩效和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大致相当。”
受访县级主要领导对自己退出后的出路，也各有想法。43%的人选择到大型国有企业，10.2%选择到民营企业，6.3%选择到事业单位去，5.2%选择到群团组织，有少量表示“愿意继续留在机关”。
近六成县级主要领导赞成“自我限权”
三成受访者赞同“县长由辖区内公民投票差额选举”。
此次课题中，罗中枢团队关注到一个过去很少有人关注的干部人事问题——“干部调整动议”。
课题组成员、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教授高中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各地在“干部调整动议”环节，会研究确定干部选拔调整的思路、原则、方案等，包括任职条件、启动时间等。
调查显示，37.2%的受访县官承认本县提出调整动议的主体通常是“县委书记”，27.8%的受访县官承认是本县“本地组织部门”。王卓说，谁提出干部调整动议，就抢占了这个岗位人选的安排先机，因此调整动议环节是买官卖官的源头。
“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各地启动干部选拔任用的调整动议很不规范，选拔干部的人选被少数人控制在某个特定范围内。”高中伟说。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教授黄金贵提醒南方周末记者，最近中央巡视组公布了对各省的巡视报告，其中部分省份存在“带病提拔”和“突击提拔”，调整动议不规范是一个重要原因。
接受调查时，82.2%的县级主要领导赞同规范干部调整动议，12.4%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5%的县官反对，坚决反对的有2人。
在官员选拔任用的各个环节中，“初始提名”直接关系到哪些人可以入围。调查结果显示，行使“干部初始提名权”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县委书记、本级组织部门、拟调整干部所在单位主要领导人。 “由此可见，我国基层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初始提名权还在较大程度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王卓说。 调查还显示，80%的受访者赞同区分“选任制干部”和“委任制干部”，并采取不同的办法选任。以县长选任为例，90.5%的受访者赞同“县长由上级党委常委会差额票决”，86.8%的受访者赞同“县长由上级党委全委会差额票决”，70.7%的受访者赞同“县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差额选举”。
值得注意的是，有32.8%的受访县委书记和县长赞同“县长由辖区内公民投票差额选举”。
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县官赞成：委任制官员向组织报告家庭房产、收入来源、婚姻状况和其他方面廉政情况，选任制官员则应向社会公开家庭房产等四项情况。
如何让干部人事调整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成为罗中枢团队课题研究的重点。
王卓介绍，问卷调查中还根据新闻报道设计了一个问题：某县委书记大刀阔斧地自我限制权力，阻止跑官要官等现象，被指挑衅官场潜规则。您会效仿他的做法吗？结果，只有58.2%的县官选择“会效仿他的做法”，27.8%的人称“不知道”，还有14%的明确表示“不会效仿他的做法”。
“由此可见，虽然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已成为共识，但如何使权力进入笼子，难度还很大。”王卓说。四成多县官不愿自我限权，罗中枢团队开始思考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问题。
他们建议：以县委书记、县长及县级以下干部为突破口，建立党政干部职位分类制度，变“官位”为“职务”，变“干部身份”为“管理者岗位”，“并通过授权主体的监督考评获得相应报酬。
罗中枢团队还建议，“在干部选用环节，建议以县市区为重点，参照?选官、配僚、考吏?的思路，一把手在较大范围内民主选举产生，向社会公示财产、接受选民监督；班子副职由一把手选人搭配，实行委任制；一般干部尤其是业务干部则通过考试录用，实行考任制。”
还有更多建议写进了课题报告。罗中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些内容暂时不宜对媒体公布。” （张文宇亦有贡献）
“官当到多大算是大？” “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炼成记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南方周末实习生 贾宸琰 李昊阳
发自：湖北恩施 2015-07-02 15:42:29来源：南方周末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左四）在下乡调研中。他刚到巴东工作时，“当时，干什么都有人反对，不过他最后都干成了。”一位巴东官员说。 （朱熙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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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 县委书记
“我的脸色当时很不好看了。这个老板说，?放心，这是我用现金买的，不是用卡买的。?见我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又说，?陈书记你放心，这个是我去宜昌买的，不是在巴东买的。?”
“全县人民都知道，巴东打牌打得最大的是一个县领导，你不敢抓他，拿一个副局长出气，大家当然会嘲笑你。”
“书记给我短信回复：顶你！你知道吗，这个感叹号给我很大的鼓励。”
2015年6月30日，中组部表彰了102名优秀县委书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县委书记陈行甲，名列其中。
在巴东甚至在湖北，“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都算小有名气。他以一系列不寻常的言行，给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官场注入了新气象。
作为外地调任干部，陈行甲在本土干部占绝对优势的巴东，工作之初举步维艰，甚至一度面临内忧外患，以至于他的上下级同事都担心他的安全。所幸大环境的变化，给了他机遇和保护，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巴东官场和经济社会生态也在发生变化。
“话都讲到这个份上，还有人试图给我送礼”
巴东地处鄂西，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约50万，贫困人口仍有17万。用陈行甲的话说，“巴东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极端贫困户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而且不是一户两户。
但巴东贫困并不等于政治清明、官员清廉。陈行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以前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县级市任市长，也算见过钱的，但调到巴东当县委书记后，也算开了眼界。”
陈行甲刚到巴东县时，不断有老板们到办公室谈工作。一次临走，有老板留下一个袋子，说是一件衬衣。陈行甲打开包装盒，衬衣下有信封，里面装的是港币。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面值1000元的港币，一共20万元港币。”陈行甲说。
还有一次，有一个老板去找他，给他带了点纪念品。陈行甲当时非要开包看看是什么，打开一看，是两根金条。过去两年多了，陈行甲还能用手比划出金条的长度和厚度。
“我的脸色当时很不好看了。这个老板说，?放心，这是我用现金买的，不是用卡买的。?见我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又说，?陈书记你放心，这个是我去宜昌买的，不是在巴东买的。?言下之意是收下这两根金条很安全。” 2014年9月，陈行甲与县长等七十多名巴东官员去曾任职的宜都市考察。在宜都一个投资7000万元的柑橘园项目前，1.6万亩的柑橘把官员们震住了。
2015年3月2日，在巴东县一次纪委全会上，陈行甲问道：“反思我们巴东，这些年我们花掉的国家项目资金共有多少个7000万元？可是我们有没有哪怕一个这样的项目？我们的钱都到哪儿去了？”
陈行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4年，巴东县纪委查处了一个案子：一个投资300万元的项目，中标者事后交代，项目前期费用就花了30万，给时任镇党委书记送现金50万，给具体负责该项目的镇党委副书记送现金20万，该副书记没敢要，上交了。此外，中标者还给镇政府交了20万管理费。
“这才300万的项目，送都送出去了120万，多么的舍得！他还要赚钱，可想而知，真正落到工程建设上的资金有多少。现在大家去看一看，哪里还看得出国家投过钱的痕迹？”陈行甲在纪委全会上问在场的官员们。
不光地方的小老板，巴东的地方官员们，也有不少人想给他送礼。陈行甲到巴东任职的第一年春节，曾有个乡镇党委书记正月初二给他打电话，说已到了他家所在地宜昌，想拜个年，被他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