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的事不是比较容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吗？这是由于宣王认识上的曲折，而反映在本文层次上的第二个波折。
难易问题解决后，孟子就发出了“老吾老”至“王请度之”的一段议论，说明能不能王天下，关键在于能不能推恩。但是宣王听了孟子这段议论后，还是不能接受，还没有说出“请尝试之”的话。孟子察言观色，知道宣王心里还有障碍，那就是通过战争来称霸天下的“大欲”。这个“大欲”不去掉，王天下的大道理是听不进去的。经孟子“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一激，宣王不得不承认自己所怀着的“大欲”，但还是不肯具体说出它的内容。孟子于是就故意提出“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五项，旁敲侧击地衬托出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称霸天下的“大欲”。接着又用“缘木求鱼”的比喻，小不敌大、寡不敌众的道理，使宣王死心塌地地暗中承认这种“大欲”是完全没有可能实现的。能破才能立，于是“发政施仁”“制民之产”，便能得到宣王的接受了。孟子使宣王去“大欲”的一番话，是本文层次上的第三个波折。这些波折，使文章跌宕生姿；但这决不是故作曲笔，为波折而波折，而是启发宣王在认识过程上的曲折性的反映。
“盖亦反其本矣”至“孰能御之”一段话，已使宣王接受了孟子“发政施仁”的主张，所以说“请尝试之”。自“无恒产而有恒
心”至结束，是施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制民之产。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民而王”的中心论点贯穿着全篇的各个组成部分；又表现了本文结构上层层深入与跌宕生姿的特点。
本文的艺术特点，其次表现在与本文思想内容相适应的修辞方法。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比喻是一种修辞格，是文学语言的表达形式之一，大多数比喻，既具有生动的直观性，又能够揭露事物的本质。本文用了好几个比喻，具有这样的特征。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来突出宣王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同样是力能做到而不做，“不为也，非不能也”。“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也是形象的比喻，说明前者是绝对做不到的，而后者不过是举手之劳。这样，“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就异常鲜明而突出了。“天下可运于掌”这个比喻，也是具体而形象的。“缘木求鱼”的比喻，和孟子其他许多比喻一样，已变成成语。爬到树上去捉鱼，除非有神经病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鱼在水中而不在树上，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而宣王以区区之齐，要战胜力量八倍于齐的各诸侯国，和“缘木求鱼”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本文用的另一种修辞格，是“排比”，这在孟子文章中也是常用
的。“同范围同性质的事象用了结构相似的句法逐一表出的，名叫排比。”（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但句法上的排比，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内容上的问题。陈《文则》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所以排比句法的运用，可以突出思想、加强感情，并增强文章纵横捭阖的气势。如文中：“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恩焉”，“为肥甘不足于口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王发政施仁??皆欲赴愬于王”，“五亩之宅??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等。以上所举的例子，从形式上讲，是排比，是反复，句式在整齐中具有参差的美，读起来气势很盛，声调铿锵，是富于音乐性的。从内容上讲，这种修辞，又能突出思想、加强感情。像“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五个排比句，描绘了“发政施仁”的具体效果，在宣王面前展现了一幅“保民而王”的美丽远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四个排比句，也形象地写出了小农生产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情景，这不但加强了思想上的说服力，而且加强了情绪上的感染力。
作者介绍: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现在山东省邹县东南）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受业于子思（孔子的孙子）的门人，30岁左右收徒讲学。44岁时开始周游列国，先后到齐、宋、滕、魏、鲁等国，游说诸侯，宣扬“仁政”“王道”，始终不受重用。晚年返回家乡，讲学著述，直到去世。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孟子和孔子一样，成为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偶像；到唐代，已将孟子和孔子并称；元、明时称为“亚圣”。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哲学、政治思想，并有所发展。他主张人性本善，认为凡人都可以为尧舜，每个国君都可以成为圣王。他宣传仁政，抨击暴政，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他反对发动不义战争以及剥削人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人与事。这种强烈的民本思想正是社会变革中时代精神的体现。孟子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有有所不为的操守，他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出世进退的准则。孟子渴望统治者
任用他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他每到一个国家见到国君，都反复讲仁政的好处，当他知道这个国君无意用他时，决不附和迁就权贵，而是怅然离开。他对国君采取傲然视之的态度。他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还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对后世有不良影响。
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偏激的行为），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可见，孟子的“好辩”也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政治上诸侯纷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治阶级“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界则百家蜂起，“处士横议”。孟子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一方面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又要扫清阻碍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