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院讲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2011-08-09 15:07:08
邓洪波
[英文标题]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on Academic Lectures in Ming Dynasty
[作者简介]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 410082） [关 键 词]书院讲会/学术/社会/政治/明代
[中文摘要]明代书院讲会研究由胡适开其端，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由于钱穆、谢国桢、樊树志、陈来、John Meskill（约翰·梅斯基尔）、小野和子等名家的加入与引领，形成了以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为重心的几个研究范式，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以研究成果与观点为主，综述各个阶段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并提出几点期待，以为该课题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是明代书院生存状态最真实的写照，而讲会则是明代书院最显著的特点。书院讲会已经和学术流变、政治清浊、教育事业，乃至士气民风等都有既深而久的联系，其间之交相影响、交织盘结，实已构成一幅反映明代社会繁富景象的画卷。由此切入，对明代书院讲会及其相关连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对于了解明代社会之教育、学术、文化、政治，乃至风俗民情，都将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国内有关书院讲会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由胡适先生开其端，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约略而言，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30年代。20年代开端，至30年代引起学术界重视，以吴贤景、钱穆、谢国桢三先生为代表，开创出以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社会史为重心的三个研究范式。第二阶段为40—80年代。其间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海分隔、文革动乱，研究几乎中断。直到80年代，随着《古代书院的讲会制度》、①《朱张岳麓会讲考略》、② 《关于讲会与会讲的答问》、③ 《东林书院和东林党》④ 等文章的发表，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80年代的研究虽多有开拓进取，但从总体上看，尚属续继前贤之绝绪，并未超越30年代的水平，只能算是重新出发。第三个阶段为90年代至今。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整理，研究不断深入，书院史、社会文化史、学术思想史、政治史视角的研究不断取得标志性的成果，从中我们看到了超越前行的迹象。兹以第一、第三阶段为主，将国内主要的成果与观点作出述评，同时将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我们的期待。
一、书院、学术、社会：20世纪30年代开辟的研究方向
1924年2月，胡适先生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指出古代书院为“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与现今教育界所提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因为它使得“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当日演讲分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精神两节。在历史部分，他将明代书院分为会讲式、考课式两类，在论述会讲式书院时，他指出：
会讲式的书院，起自明朝，如无锡东林书院，每月订有开会时间，开会之先，由书院散发请帖，开会时由山长讲一段，讲毕，令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互
相切磋，终以茶点散会。在第二节，他将书院精神总结为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三条，兹将“讲学与议政”一段引录如下：
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但有时亦为议政的机关。为古时没有正式代表民意的机关，有之，仅有书院可以代行职权了。汉朝的太学生，宋朝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涉国家政治之气焰，盛极一时，以致在宋朝时候，政府立党籍碑，禁朱子一派应试，并不准起复为官。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面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此派在京师亦设有书院，如国家政令有不合意者，彼辈虽赴汤蹈火，尚仗义执言，以致为宵小所忌，多方倾害，死者亦多，政府并名之曰“东林党”。然而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固不减于昔日。于此可知，书院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不仅为讲学之地了。⑤胡先生以其固有的激情倡导民主、自由，其寄托于书院之会讲制度和讲学议政之精神，实则开示出书院讲会研究的两个方向。
吴景贤先生当为书院讲会研究第一人。1934年9月他发表《紫阳书院沿革考》一文，⑥ 其中第四章为《紫阳讲会之研究》，分讲会之沿革、讲会之规约、讲会之状况、讲会中之祠祀等四节，凡25个小节，洋洋万余言，对讲会与书院之关系、讲会之精神、讲会原始及其成立、紫阳规约之种类、讲会宗旨、讲会组织、讲会日期、讲会仪式、讲会材料、举会位次、课艺日录、会日供给、会友戒条、讲会与祠祀之关系，以及祠祀之意义、对象、仪式、祭器、祭品等等，皆有论述。虽然，仅以徽州府属紫阳书院一例来探讨讲会制度，尤其是紫阳之会属朱学阵营而并非当年王学主流讲会，其所得结论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吴先生依据文本，言必有据，其所作解剖麻雀式研究而得之观点，至今仍富有启发意义。如称“讲会之组织实施，实由于王湛倡导之结果”；“讲会与书院之关系，在形式上，似为若及若离，甚可视为两种团体。然在实际上，讲会实为书院官学化后，
学者藉以自由传嬗学术思想之团体，亦可谓为书院堕落后，讲学精神之寄托”。又如：“讲会之精神，约有二端：一为研究学术之自由，二为讲习方式之合理”；“如此自由研究，辨证讨论，实为当时教育中心之一大特色。”又如，指当时书院“课艺”之外之“坐皋比，主讲席，学者环列以听”之讲会，“仅为院内生员之课外活动，与后世之讲会性质仍有不同。后世所谓之讲会，虽在书院中举行，但其范围，则每出于书院之外。且其举行地点，亦不限定某一书院。惟其所讲论者，则时有一定之中心”，等等。总之，他认为讲会为书院中的另一种组织，是书院之灵魂所在：
书院中另有一种组织，与书院有连带关系，而复自成系统，对于学风之传播，为力至大，斯为“讲会”。会中有严密之组织，会时有固定之仪式，会友有共信之宗旨。厘而订之，各为“讲规”或“会约”，是即讲会之章程。此种讲会讲规，在教育上学术上，均有极大之意义。今日之学者，研究学问，往往聚集同志多人，有所谓“学会”之组织者，似亦滥觞于此。是故，此种讲会，在当时可谓书院之灵魂，传播学术思想之有效方法，在今日仍不失其存在价值。
另一位研究讲会而有心得的学者是钱穆先生。1939年，抗战军兴，他以缔造新国民之宏愿而著《国史大纲》，在《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的标题下，将书院、讲会置于宋元明三代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他将宋明讲学分成学校、学会两条路径，而将书院、讲会分置于两途，认为：私人寺庙读书、书院、州学、太学为一线，属于学校，形于讲堂，“惟政治上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而学会一线，实属私人讲学之传统，原本“为学校之变相”，经二程、朱陆、王阳明及其弟子三期演变而至讲会，“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演讲与集会研究性质”；“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因而，“此种讲学，传播极快”，“社会学风逐步扩大，
逐步普及，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质此之故，“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对讲会的看法：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溪、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⑦
1947年，钱先生发表《王门之讲会》，指出明代王门讲会是一种社会运动，且讲会之制与乡约、书院有关，其后则又演变为晚明之文人结社，实则点明了书院讲会与乡约、结社之间的关系。⑧
可以看出，在认同讲会自由精神这一点上，吴、钱二先生虽然表述略异，或谓自由研究，或谓讲学自由，但其实则一，而在处理书院与讲会的关系上，却是大不相同。吴先生认为讲会生于书院，虽每外出于书院，但实则是书院之灵魂。钱先生称讲会“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表明他已经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受制于讲堂、讲会的对应区分，从一开始他就将书院和讲会区隔于取向不同的学校与学会二途。若此并行二途而又有联系，似乎自相矛盾。
如果说吴、钱二先生分别从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开创了书院讲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