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两个范式的话，那么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有关东林书院、首善书院与东林党的讨论，则为我们提供了由社会史研究切入来研讨讲会及其政治功用的范例。谢先生此书初成于“九一八”事变后他从日本归来的1931年，1934年出版，其谓“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因成此书，“以唤起民族之精神”。⑨ 书中有几个观点，值得引起注意。一是指东林为党，且认为“东林这个名称本来是三党代为加上去的，但东林党实在有它的组织”。二是将东林党人人格与党之本身分开评价，一方面“佩服东林党人人格的坦白和直率”，⑩ 另一方面又指“东林太存意气”，不该“在形如累卵的时局”，“还要闹家事，还存门户之见，置国是于不问”。(11) 至于论顾、高讲学志在世道，不尚空谈；由书院论学讲收天下之善而精神充满天下，到成为抱道忤时之士大夫、退居林下之官僚的大本营；由援救淮抚李三才而终至成党之社会史学方法的描述等，都值得借鉴。
二、1990年代以来国内关注的重点
1990年代以来的成果，最先出自书院史研究领域。除了一些单篇论文之外，(12) 标志性的成果是李才栋先生《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李国钧先生主编《中国书院史》中的相关讨论。李才栋先生在书中用3节48页的篇幅，对江西宋明著名的讲会、讲会式书院、泰州学派的书院与讲会、万历天启禁书院讲学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了三点结论：
（一）“讲会”与“会讲”两辞虽常有人混用，但实非相同概念而各有涵义。“会讲”系学术聚会、学术讨论或会同讲学等活动。而“讲会”乃学术组织、学术团体，故有“联讲会”之说。
（二）有人以为“讲会”与“会讲”之别，以是否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来区分。此说不妥。正如明代吕楠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讲会或会讲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和讨论。
（三）“讲会”在宋代有，明清亦有。宋代有“会讲”，明清亦有。(13)
李先生对自己的这一研究非常看重，视为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后来曾数度撰文申说，(14) 与同道展开争鸣，并将其收入文集《中国书院研究》。(15) 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的观点，受到了研究江右王学与明代中后期江西教育的吴宣德先生的质疑，认为讲会和会讲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线。(16)
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第十二章第五节《明代书院与讲会》，讨论讲会的宗旨、组织、日期、仪式、程序、材料、会录、后勤供给等问题，(17) 由李先生的弟子柳光明先生执笔。(18) 其布局谋篇虽明显受吴景贤先生影响，但取材于稽山、水西、赤山、证人、共学、东林诸书院讲会，多有拓展，而且提出了讲会书院的概念，指其为书院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值得借鉴。
除此之外，《中国书院辞典》中的有关辞条，作为对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亦值得引述：
会讲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聚会。宋陈宓《流芳桥志》云：张琚、罗思、姚鹿卿、张绍燕、李燔、胡泳、缪惟一“会讲洞学毕”。明代胡居仁首开会讲，迄清，形式不一，既有书院讲会中的会讲，亦有书院外进行的会讲；既有定期举行的会讲，亦有随时相约的会讲。
讲会又称联讲会。一种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开展活动时，一般均有特定课题，或有关读书、问难、规劝等具体内容。据讲会规约，规定时间、地点、主持人等。宋淳熙六年朱熹曾以《白鹿讲会次卜文韵》赋诗；明代以胡居仁倡办较早，至明中叶后，渐及南北，规矩亦趋邃密，如惜阴会、青原会、紫阳会、东林会等。(19)
社会史方面，文社及会社等方面的研究，多少涉及书院讲会。徐林先生《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就注意到了以书院为基地的士人的游历与讲学，是一种跨越地区性和超越身份地位甚至阶层的社会交往，它使得士人“在交流学问中扩大了社会交往面”，“加强了士人之间的联系，也促进了士人文化创造”。(20) 陈宝良先生的《中国的社与会》一书，提到了两种文化生活型会社，即文人的诗社，学者的讲学会，认为讲学会大盛于正德以降，至清渐衰，而晚清又有新式学会的产生。(21) 何宗美先生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对书院讲学和文人结社、讲会之兴与文人结社十分关注，认为“明代书院在时期和地域分布以及活动方式上与文人结社有着一致的地方”，“衡量某地文化在明代是否繁荣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书院多少，讲学风气如何，二是文人结社是否活跃”。而讲会和结社合一，“是讲会社团化之体现”，它表明“一个志同道合的友人群体而非传道授业的师生群体”的形成。(22) 这些对理解书院讲会之特点，多有启发。
由社会文化史视角切入，研究明代讲会和学术思想、地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最近十余年兴起并值得特别注意的动向，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人物是台湾的吕妙芬先生。自1998年起，她先后发表了《阳明讲学会》(23)、《圣学教化的吊诡：对晚明阳明讲学的一些观察》(24)、《阳明学派的构建与发展》(25)、《阳明学者的讲会与友论》(26)、《明代宁国府的阳明讲会活动》(27)、《明代吉安
府的阳明讲会活动》(28)、《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29) 等系列论文，并于2003年4月以《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为题结集出版。(30) 该书收入上述所有论文的内容，并作了修订补充，分上下两部凡九章。上部五章，讨论学派与讲会的关系，并以吉安、宁国二府及浙中地区的王学讲会活动为例，展现其共同成长的历史。下部四章，从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讲会对学派定位与成长、讲学同志的联属与凝聚、圣学教化的施行、地域文化的认同等所作的贡献，意在提升思想和总结规律。书中有几个重要的观点，更值得引述。
一是关于讲会及阳明讲会的定义：
何谓讲会，广泛地说，讲会就是讲学的聚会。但是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地交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所谓的阳明讲会，可以说是指一种始于明代中期，由乡绅士子们集结组成，以阳明学为主导且兼具学术与道德修养目的的定期聚会。这样的界说，也大略勾勒出阳明讲会的成员、地域、时间和内容。(31)因此，她在书中依讲会成员、举会时间、地点、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四个方面展开对阳明讲会的讨论。
二是关于讲会和书院的关系。她在承认“讲会和书院关系密切”的同时，又主张不应该将讲会视为隶属书院内的活动：
讲会与书院关系密切，虽然讲会经常利用书院举行，但是从上文的分析，讲会是地方乡绅士子的学术交友活动，又常假佛寺或道观举行，并不完全等于书院内的讲学或会讲，不应该将之视为隶属于书院内的活动。??从明代阳明讲会和
阳明书院修建的关系看来，讲会常是书院的前身，即因着讲会兴盛之后，会友大增，原有建筑已不敷使用，此时会友和地方官深感需要一个可供固定会讲的会所，故兴修旧书院或增建新书院。由此我们可以说讲会不仅不是书院复兴后才提倡的活动，相反的，阳明讲会的兴盛还可视为某些书院复兴的重要基础。(32)吕妙芬先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向影响很大，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大陆学者陈时龙先生就以其为范例，完成了颇有意义的《十六、十七世纪的徽州府讲会活动》一文。(33)
学术思想史领域对书院讲会的研究，以陈来先生《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一文(34) 最引人注目。陈先生的研究吸取了书院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提到了讲会与会讲的区别，但侧重于王学知识人的思想交往和话语传播方式的会讲、会游活动，意在揭示阳明学作为一种跨地域的话语体系的形成的某种机制与因素。所论包括阳明讲会的兴起与流行、邹守益主导的江右惜阴会、王畿主导的江左水西会、罗汝芳的游学讲会，以及讲会与乡约、祠祀的关系等。其结论是阳明学讲会、会讲、会游活动使得“各地的阳明学者们跨县、府、省到其他地区传播、交流学习的心得，促进了阳明学的传播和深入”，其所体现的是“各个地区知识人的大跨度的频繁往来”，“更是文化同质性的大大提高。”也就是说，王门讲会是阳明学作为一种“跨地域的话语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因此，他质疑海外地域研究将中国明清思想“归约到地方宗族、阶级等下层基础的研究案例”之类的范式。(35) 由方式方法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体现了思想史家的风范。彭国翔先生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期的阳明学》，(36) 纯然是一本哲学史著作，但其所附《王龙溪先生年谱》，则提供了王畿这一讲学名家讲会四方的线索，足资参考。
思想史家吴震先生《阳明后学研究》一书的重心是阳明学及其后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