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是从土地征收中聚集财力，由此产生农民负担和过热与虚假的城市化等问题①。
“市管县”与乡镇关系也受到城乡分治制度的影响。城市政府将主要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导致治理广大农村的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县级政府将主要财力用于县城，导致直接管理农村的乡镇政府财力紧张，无力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农村公共产品通过农民自己来供给，而农民上交的农业税、农民消费工业品上缴的税收、农民的教育支出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对农民的剥夺等大部分投入到了城市。有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必须通过国家整合实现城市与乡村的相对均衡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便是国家整合的重要目标和任务②。这种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为最终目标。
经过多年探索，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省市县关系、县乡关系问题并不仅仅由财政问题、分税制所导致，其深层次的问题还包括财权与事权脱离、“职责同构”、压力型体制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等方面。毫无疑问，改善政府间关系需要推进更深入和更根本的改革。
纵观2006年及近几年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风起云涌的中国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学者们以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为研究对象，并运用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对之进行了推进、指引与批评。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也使得中国学者能够借鉴先发国家的先进理论与经验教训，发现和预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改革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将遵循一条科学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化相统一的道路。一方面，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我们所引进的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必须具有普遍性，必须能够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同时，由于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运用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中国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公共管理学者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贡献。
①②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徐勇：“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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