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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将代理问题最小化？不要指望那些有利害相关的特殊利益者不去游说国会议员。烟草业必将反对反对香烟的立法，保险业必将反对单一支付医疗体系的立法。但那些没有攸关利益的人应该将公众利益臵于自己的狭隘利益之上。他们不必为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自私的人也可以从别人无私的行动中受益）
所困扰，因为行动的目标是令公众受惠。 ***
我想用一个个人的说明作为结束。我的说教已经差不多了。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我玩弄规则并试图最大化我的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尝试改善的规则，即使是这种改革会影响我的个人利益。例如，我支持对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我坚信，如果有更多人遵循这一信条，我们的政治制度会运作得更好。我还相信，正因为追随这种观念的人还很少，像我办的这样的基金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我的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保护公共利益免受私人利益的侵犯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支持民间社会问责政府。我将这些努力称为政治慈善，我相信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上，它可以比传统的慈善事业起到更大的贡献，因为传统慈善只能够惠及更少的人。
我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我比大多数人更独立，因为我不依赖于客户或者顾客，我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很好地利用我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集团相比，我当然处于下风，但至少我的钱具有更大的稀缺性价值。
麻烦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它需要明眼人把这样的冒牌货揪出来，特别是冒牌货们和正品一样采用类似的手段去循循善诱的时候。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试错的方式做出判断。在辩论中，对一方持有善意的人们往往很难相信支持另一边的人也是善意的。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太在意他们的口号，而是要看到他们论点的实质。这有助于在政治辩论中把认知函数放在优先的地位。只有当他们不做实质性的回应，他们才应该被抛弃和忽略掉。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但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往往很上镜，不会
被忽视掉。他们已经太有影响力了。选民是否拒绝那些无视事实试图操纵他们的人，是一个社会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考验。鉴于奥威尔书中那些宣传式口号在现实中的成功，美国做得并不好。
两个世纪以来，在美国表现良好的政治进程似乎出现了恶化。我们曾经有两个争取中间派的党，但中间立场已缩水，政治越来越两极化。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他一直试图成为伟大“老好人”，但徒劳无功。
最后，民主的运作依赖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我相信，如果更多的人将自己的政治和市场角色分开，美国的民主会更好地运作。它是由每一个个人决定的。这就是我所做的。即便这样做的人是少数，也对于重建消失的中间立场大有裨益。
谢谢。
第五讲：未来之路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 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 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 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60%,到 1932年增长到 250%；而 2008年初是 365% –这还不包括 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 2
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 2010年还是 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
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 (Harry White)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 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 ”。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