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提供的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单一的市场参与者对结果承担的责任很小。
但市场只适合个人选择，不适合社会决定。它们允许个人参与者能够自由交换，但它们不是用来行使诸如决定管理社会的规则、决定市场机制运行等等的社会选择的。这是政治的权限。将自由市场、自我管理、自我纠错等观念应用到政治领域，则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会将道德考虑从政治中移除，而离开了道德，政治无法发挥出正常功能。
在美国政治采用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人民选举代表，代表运用权力。这些代表被认为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臵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当选的费用是昂贵的，代表们必须回馈他们的赞助者。谁不按这个游戏规则办谁就滚蛋。这就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胜过公众利益的。
美国政治系统的代理问题并不是新的。它内在于代议制民主制。宪法规定了向当选代表请愿的权利。然而，即便与我刚来美国的 1956年相比，代理问题也更加严重了。为什么？
有一些客观历史的演变将为此负部分责任，特别是复杂的民意操纵方法的发展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成长，但主要的罪魁祸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我宁肯认为，在建国初，公民真的是由公民道德意识指导的。但幸运的是，国父们没有把信心建立在其上，而是建立了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他们创建了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检查和相互平衡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即便道德水平下降了，宪法仍然运转良好的原因。甚至当我初到美国的 1956年，人们仍然声称以诸如诚实和正直等内在价值为指导。它可能已经被虚伪以及各种各样的恶习所渗透，但仍然与今天的公共生活的很不相同，今天，人们公开承认赤裸裸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功人士受到追捧，不管他们如何成功的。
我不想被误解。描绘玫瑰色的过去属于某一年龄的人们的癖好，我可不想掉进这种陷阱。我不是想说在 1956年政治家更诚实社会更公正。在透明度、问责制、社会平等方面，美国已经比当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随着市场原教旨注意的兴起，在什么行为是社会可以接受甚至崇拜的这一点上，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特殊的意义上，作为与市场价值非道德性的对比，我把它表述为公共道德的退化。
我定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把市场价值过分扩大到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领域内。经济理论认为，在一般均衡的条件下，无形之手保证了资源的优化配臵。这意味着，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间接服务于公众利益。它使自身利益和趋利性获得了道德上的护身符，使它们能够代替例如诚实、正直、利他等美德。
这样的说辞在几个方面是无效的。首先，金融市场不趋向均衡。一般均衡理论将供应和需求看成是独立的输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再把供应和需求调节到均衡。这种方法忽略了市场价格和供求状况之间的反身性反馈。它还忽略了隐藏在市场机制背后那只政治进程的的看得见的手。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将资源的初始分配看成是给定的。这将任何关于社会公正的考虑都排除在外了。最重要的是，这个理论假设人们知道他们的自身利益，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在现实中，人们所认为的和事实往往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却取得了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
其中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最主要的含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保持在最低水平，比起证明这个含义的论据来，这个含义本身并不那么不靠谱。市场机制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政治进程更是如此。政治进程的参与者比市场的参与者更容易犯错，因为政治围绕着社会价值，而市场只考虑参与者的价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价值极易受到操控。此外，政治受到了代理问题的毒害。为了防止代理问题，引进了各种安全保障措施，这使得政府当局在经济领域中的行为比私人参与者更加刻板和官僚。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保持在最低限度是有道理的。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把一个弱条件（政府参与市场往往无效）换成了一个强条件（政府应该在市场中保持最小）。它可以认为所有的人类结构都是不完善的，社会只能选择危害小的那种，在此基
础上，政府干预经济应保持在最低限度。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相反，它声称，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市场是完美的。这就是不合理的逻辑了。
但是，目前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是服务于那些资本拥有者和资本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的。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是合理的，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为了共同利益。那些控制了资本的人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它们构成一个富裕和强大的集团，不仅通过认知函数，还通过积极操纵公众舆论，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则赋予了本来就是非道德的市场机制以道德外衣，并将对自利的追逐转换成了追求真理的公民美德。它是被操纵力量、而不是由理智的力量所主导的。它由一个资金充足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歪曲公众对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为什么遗产税仅适用于百分之一的精英人口，在当遗产税被废除时，却能得到众多人的支持？
当然，在这一领域还有其他竞争性的力量也用类似的手段来操纵公众，但他们往往缺乏充分的资金，因为他们吸引不了最富有和最强大的部门利益。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在过去 25年取得胜利的，甚至金融危机也不足以抵消它的影响。这体现在奥巴马总统的决定，在对银行注资时也避免采用能让政府获得大多数控制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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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该与有效市场假说混为一谈。你可以是一个坚持有效市场假说的经济学家的，但不必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都是铁杆自由派。但有效市场假说在美国大学的经济课上受到束缚，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资本家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基金会的财政支持。他们还要为市场价值入
侵法律、政治等其他学科负责。 ***
资本主义并不像苏联那样直接反对开放社会。然而它的确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威胁。我已经讨论了其中之一：金融市场不是不均衡约束的，而是更容易产生泡沫化的倾向。管制机制的放松已经制造一个超级泡
沫，泡沫破灭后给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本次讨论还揭示了另一个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代理问题和金权政治，它们污染了政治进程。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进程是为共同利益服务的，但在当代美国政治进程已经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我们的当选代表是去感激那些资助他竞选的人，而不是广大选民。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和能源法案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选民已被洗脑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负责任地讨论一下公共利益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全国卫生服务和碳税都不足道，我们的选择范围只限于可以由特殊利益集团参与的解决方案。
游说是代理问题的核心。那怎样才可以控制游说呢？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修改经济激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游说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即便是规则收紧也很容易保持。在道德价值缺失的情况下，法规总是可以被规避过去；更糟的是法规本身就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设计的。当一个受伤的金融业正谋求恢复昔日的主导地位时，这是美国面临的危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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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方式来处理道德问题。我们需要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分。市场参与和规则制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换，在这里，参与者遵循利润动机也是非常合理的。与此相反，制定和执行规则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导，在这里利润动机不能进来。当人们试图歪曲规则对自己有利时，政治进程就会被损坏，代议制民主将无法产生使开放社会成为理想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应当强调，这种说法直接违背了目前流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他们认为市场本身就是政治化的。
在开放社会中，如何才能提高政治进程？我建议使用一个相当简单的规则：人们应该分开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市场参与者的角色。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作为政治进程的参与者，我们应当以公共利益为指导。这样做的理由也很简单。在接近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能够影响结果，因此个别人的市场决定不会
对社会情况产生影响，不论他是否对公共利益关心。不过，政治决策的确会影响社会情况，不管它是否代表公众利益，都会产生影响。
麻烦的是，公共利益找不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要通过选民的意见来反映，但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选民的观点很容易受操纵。并且操纵的自我强化的，越无耻越反动的主张也难以分辨真伪。这使政治进程变得如此无效率。
与此相反，市场机制运行得就更好。人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但利润的确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的客观标准。也难怪获利的动机在人们的指导价值观中获得了如此突出的地位。利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追求他们达到的任何目的的手段，而且作为目的本身，也提供了得到他人尊重和产生自尊的成功标准。事实
上，许多成功的商人都感到赚钱比花钱更安全。 *****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回顾历史，基督教曾经将追求利润视为罪恶。这阻碍了经济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通向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道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关系被契约关系所取代。契约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领域，并最终由交易取代。改革的步伐继续加快，在我生活的年代里变化巨大。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和我在美国的成年生活之间的差别太具有戏剧性了，即便是同在美国，我抵达的 1956和现在相比，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我震惊于市场价值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和我的家乡匈牙利相比，甚至和英国相比都相差太大了，后两者中社会传统价值观和阶级差别还占主流。从那时起，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进一步的转变。医学、法律等专业变成了生意。在我看来，这对社会是有破坏性影响的，就像市场原教旨主义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有影响一样。
究竟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稳定是比较理想的，仍然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诸如法律、医学和传媒等职业中，利润动机的适当角色也同样值得商榷。但有一点是毋庸臵疑的，那就是利润动机在政治领域产生了邪恶的影响，因为它加剧了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