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这的确令人震惊。奥威尔书中的集权口号在开放社会中怎么能取得成功呢？甚至可以做到与一个集权国家依靠其真理部，利用斯大林式的方法让人保持一致相类似的效果？
最终，针对于美国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人们并不特别关注对真理的追求。他们已经习惯于被更加先进的技术所操纵，也不介意被欺骗；事实上，他们表现得还很积极。
人们已经习惯了接受实现包装好的消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付费的政治广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因此也乐于接受那些民粹主义评论家诸如 Bill O’Reilly和 Rush Limbaugh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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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的技术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发展。它们起源于 19世纪结束时的商业领域，企业家们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品牌和广告来区分他们的产品，从而提高利润。这促进了对消费者动机的研究，以及对于信息和重点小组的试验，并通过反身性的过程改变公众的行为。它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发展，并最终扩散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我逐渐发现，经济和政治所依据的隐含假设（即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是假的。经济理论在给定需求和供应的条件下，显示了基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如何导致资源的优化配臵。但是，需求曲线的形状并不是独立的，它是受广告操纵的。
代议制民主理论假定候选人会代表自己和选民，选举和制度能够选择出选民最想要的人，但它没有预期到候选人们会研究公众意见，并专门讲选民喜欢听的话。
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操纵现实也成为了一门主要的艺术。是文学批评最终导致后现代世界观的发展，把启蒙运动翻了个底朝天：它否认存在可以由理性发现的客观事实，作为替代，它把事实当成一堆常常互相矛
盾的叙事。 ***
我已经无法跟上这个不可收拾的后现代世界观，因为它与我对客观
现实的深深敬意相冲突。我不知道后现代世界观和布什政府宣传机器之间的联系，直到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让我大开眼界。他引述一个宣传机器作手的说法说：“我们不学习事实，我们制造事实。”这迫使我改变我的想法。我不得不对后现代状况更严肃，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谬误，与当初对启蒙运营的影响完全一致，甚至更有影响力。
但我仍然把后现代谬误更多看成是一种谬论，它缺乏像启蒙谬误那样更具创造性的因素。通过更加强调操纵函数的优先性，它忽略了客观事实的最核心部分是无法操纵的。在我眼里，与启蒙运动忽略操纵函数相比，后现代谬误只能算是一个缺陷。***
根据启蒙运动，理性和现实相互分离和独立于彼此。人们利用现实的唯一方法是去理解事件发展背后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想当然认为发现那些规律是第一位的。这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只有当对人类事务进行研究时，谬误才出现了。
相反，后现代世界观完全是误导。它催生了一种不道德、务实的政治态度。它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要赋予认知函数比操纵函数优先的地位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操纵？为什么不绕过真理直接追求权力？
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决定性的。尽管现实可以操作，其结果必然会偏离操纵者的意图。如果要将这样的偏离最小化，就只有更好地理解现实。正是这种见解，让我为开放社会引入了一个明确要求必须追求真相的承诺。
这个抽象的变量可以由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强化。看一看布什的总统生涯。在操纵事实上，他异常地成功。通过向恐怖分子宣战，全国人民都整齐划一地站在了总统身后，一说攻打伊拉克，全国人民就为他铺好路。这次入侵说是为了在世界上确立美国霸权，但适得其反。美国徒然丧失了权力和影响力，布什也被普遍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美国总统。
这个例子应该是令人信服的。然而，现在的反身性的概念正在日益被认识到，危险是，根据后现代谬误，它会被误解。一个反身性现实非
常难理解，人们更容易被简单的回答所误导。有时候需要一辈子才能理解“一个预测是对的，并不一定证明它所依据的理论也同样是对的”这样的话，但一个付费政治宣传只需要30秒。
我们很容易采纳后现代世界观，但它非常危险，无视客观事实的存在。一个回到客观现实的方法是指出人是会死的。人的意识很难接受死后自己就不存在了这个事实，各种各样的神话叙述都在编造着人死后的生活。我一直被一个阿兹特克人的仪式深深打动，队员们参加一场球赛，获胜的一方将被献祭给神灵。这是此类神话威力的一个极端例子。然而，事实是冠军们都死了。
即使如此，我必须承认，死后生命就不存在了这样的观念还是无法证明给那些相信死后世界的人看。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重要性的坚持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事实上，它和宗教信仰有奇怪的相似性。我构造的现实世界的客观属性具有许多一神教中神的属性：它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它的工作方式仍然保持一定的神秘性。
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我曾经认为这是人们的常态。后来我认识到我的态度是相当不寻常的，它与我的个人历史有关。
我一生中经验形成时期是德国占领匈牙利的 1944年。在我父亲明智的庇护下，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仅成功地活了下来，还设法帮助了其他人。对我来说，1944年是积极的经历，让我总是蠢蠢欲动想去和艰难的现实相对抗。
这种态度在我参与金融市场时得到了加强。我是一个冒险家，经常把事情推到极限，但又避免摔到悬崖下面去。为了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我学会了事先看到
所有最坏的情况，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我选择投资于就算是最坏的情况出现，风险/回报率仍然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使我总是强调各种情况的阴暗面。
然后我开始积极地参与我的基金会。在这里，由于我发现可以采取积极行动减轻现实中的不公正，又增加了我承认和面对残酷现实的意愿。负面评价导致了积极参与。
我的基金会最终投入了许多资源在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上，比如药物管理政策，以及看似无望的事情上，比如缅甸、海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刚果。不用说，打败仗不是许多基金会的首选。
我对现实客观性的信心就像其他人对宗教的信仰一样。由于缺乏完美知识，我们需要信仰。我正好相信残酷的现实，而其他人相信上帝。
不过我认为，当社会忽视了现实的客观性，它自己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欺骗自己和选民来避免不愉快的状况，现实将惩罚我们，它的发展绝不会符合我们的预期。
是的，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但是我们操纵的结果不是由我们的欲望决定，而是由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其规则的外部现实所决定。我们了解愈多，结果就越接近于我们的预期。理解现实就是认知函数。这就是为什么认知函数应该优先于操纵函数的原因。忽略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的现实将导致后现代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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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最近的历史中，关于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上，人类引入了两个谬误：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他们彼此相关。启蒙运动没有意识到对人类领域进行操纵的威力，但是操纵函数的发现又导致了后现代谬误。两种谬误各自注意到了这个复杂关系的一半。
我的概念框架是基于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一对概念的，从而将复杂关系的两半结合在了一起。这两个谬误都已经很有影响力，但我的框架却很少有人接受。
这正好说明人们是多么容易误解现实，比获取正确的认识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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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谬误方兴未艾。它指导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我警觉地发现，它在奥巴马政府的影响也浮出了水面。我指的是由 George Akerlof和 Robert Shiller最近写的一本书《动物精神》，它在塑造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时有重要影响。
这本书赞美了“信心乘数”的优点，也就是说，经济的弊病可以通
过大谈金融市场来治疗。这只是真理的一半：股市反弹使银行筹集到资金，并加强了经济的其他方面。但是，信心乘数无视另一半的事实：如果现实并不支持期望，信心可以变成失望，繁荣可以变成萧条。我非常担心，如果过于相信信心乘数，奥巴马总统已经在通向衰退的路上了，如果旧症复发，他将因此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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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入讨论对现实的两种虚假解释，将有助于澄清我的反身性理论。尤其是有一点需要强调，这一点历来被阐述得不够清晰明确：客观事实是有一个硬核的，它不能被操纵，就像死亡一样充满了必然性。正是这个硬核被后现代谬误忽略了。
在最近成功的激励下，我宣称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对现实的正确解释。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乍一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对现实正确的解释如何与人们永远无法取得完美的理解这个原理相调和？非常容易。反身性向参与者的思想和事态发展这两方面都引入了不确定因素。这个框架声称未来是天生不确定的，自然不能被指责为完美的。
然而，它可以提供对现实的重要见解，它甚至可以预见一定范围内的未来，虽然这个范围本身是不确定和多变的，正如我们最近在金融危机中看到的。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我的框架既是自我一致的，也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因为它不够完美，它拥有改进的余地。
其实上我能找到许多理论发展的空间。我的原始框架是在波普尔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只是想解决理解现实的问题。但是当我接续认为，选民应当珍惜真实惩罚欺骗的时候，我进入了价值领域。在这领域中，不确定性比在认知领域内更为普遍，也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理很难建立，往往更难承担。如果不想遇到阻力，往往会导向相反的方向：避免谈及不愉快的现实，奖励欺骗，同时仍然可以保持威信。如果一个开放社会要保持开放和繁荣，这些倾向都必须予以抵制。
这个药方特别对于现在的美国更加重要，因为金融危机后，美国正面临着一大堆不愉快的现实。该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过着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