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茶务探微
蔡家艺
有关新疆茶务问题，史籍记载，向多龃龉，笔者数年前曾写了一篇《清代新疆茶务发展述略》的文章（载《明清论丛》第七辑），就其发展变化经过作了较为全面的阐发。然因篇幅限制，有些疑难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本文拟在此再作些补充探索。 一、 每年输入新疆官茶额数探研
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新疆官茶与甘肃官茶关系。 清代茶法，基本上沿袭明代。《清史稿·食货志》云：“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征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给茶户经纪者。”[1]
陕甘茶马，旧分五司。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以御史一员专辖。寻改差部员，令甘肃巡抚兼管。五司，旧有额引27296道。其中西宁司9712道，洮州司3300道，河州司5132道，庄浪司5152道，甘州司4000道。雍正年间，以马匹足敷供应，废中马法，改招商纳引。然因管理不善，致使库茶大量积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甘肃巡抚吴达善以洮岷司“地
处偏僻，土瘠民贫”，所收茶封，难以售变，“往往积至数十万封，始请疏消”，请将洮司额颁茶引，拨归甘、庄二司，“给商征课”。时值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各地驻兵屯田相继展开，亟需茶叶以济急用，故其所请，很快便取得了清朝政府的允诺。二十七年，又以河州司虽近青海蒙古，“而一切交易俱在西宁，从不一赴河州，其情形与洮司无异，亦行裁汰，其额引五千道并归甘，庄二司”。[2]
从有关记载看，所谓“将洮、河额颁茶引拨归甘、庄二司”一事，实际上则是全归甘司所有。因为在上述二司中，只有甘司之茶，才能直接灌输于新疆南北两路。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道光二年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中得到证实。他说：“新疆为甘司行引之区，久已有定界，难容私贩充斥，以致官引滞销，亏短国课。”[3]这就是说，新疆所有官茶，皆来之于甘州司所颁之额引。清楚了这一点，那末，当时新疆官茶额引数，则可不言自明，这就是甘司原有的4000引与洮、河二司额引数之和。换句话说，其时输入新疆之官茶，应当是12432引。
甘肃茶法，“每引纳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又云：“定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听商自卖。”[4]意思是说，商人每运茶100斤，除交官茶50斤外，余50斤包括附茶共64斤，商人可自行销售。
何谓“附茶”？“附茶”原是官方为提供茶商作酬劳和损耗之茶，因许其与自售作本的“正茶”一起运销，故称之。考其来源，明时已有所见。例如《明史·食货志》载：“五年（隆庆）令甘州仿洮河、西宁事
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开马八百匹，立赏罚例，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踰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5]《甘肃通志》说：“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给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劳。”[6]
新疆官茶与附茶原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搭放兵饷”之茶，而后者则是指商人即官商自卖之茶。但在有关记载中，有时是将其加以严格区别的，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陕甘总督杨应琚说：“新疆虽需官茶二万七百余封，应陆续运贮，令官兵领买，稍加运费，较买自商人，尚属减省，将来遇有换班兵，更可酌为携带。现在巴里坤、哈密先行拨运，再由内地运往。”[7]但将二者视为一体的也屡见不鲜。例如纪昀《乌鲁木齐杂诗》：“闽海迢迢道路难，西人谁识小龙团。向来只说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诗中所说的“官茶”，实际上就是指附茶而言，这可以从作者在其诗注中得到佐证。“佳茗颇不易致，土人惟饮附茶，云此地水寒伤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商为官制，易马之茶，因而附运者也。”[8]清代甘商所运正茶、附茶，向皆“湖南安化所产之湖茶”。[9]之所以将附茶也称为“官茶”，目的是为与从北路输入的晋茶即私茶相区别而已。道光初年，那彦成以甘肃“官茶壅滞”，奏请制定“新疆行茶章程”，其所说之“官茶”，也是这一意思。 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起，清廷因榆林府官引壅滞，即将其所引1000道中拨出500道归甘州司行销。
嘉庆二年（1797年），又以其“原留额引五百道仍属壅滞”，拨出400道归甘州司。“十年（1805），复以甘州茶引不敷行销”，“增引八百道”。[10]经过数次调整，促使甘肃官茶额引由原来的27296道跃升至28996道。这些新增引数，实际上都归属于甘州司所有。这就是说，甘州司额引已从原先12432引上升为14132引了。
根据甘州司所持额引计算，则大体可知，自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其每年输入官茶（包括“搭放兵饷”11万余斤）约为18万余封，90万余斤。而自嘉庆十年（1805）起至道光年间，其每年输入官茶则为20万余封，100余万斤。
以上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基本上是可信赖的。道光八年（1828），钦差大臣那彦成在其“禁奸商私贩并设局稽查”的奏折中说：“臣那彦成出关时，沿途探访，并行查兰州、凉州等及口外各城。据兰州道奏称，南北两路，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向食北路商茶。伊犁、塔尔巴哈台、乌什三城，向例兵饷搭放茶封外，其余十二城，均系自其引地，岁行官引九千九百余道加以带销带引及拨运官茶，约计二十余万封，向系官商运至凉州发庄，听往来客贩转运出关，随地销售。”[11]那彦成所说，值得注意地方有二：一是“岁行官引九千九百余道”。一是“加以带销带引及拨运官茶二十余万封”。这两个问题，前者较为费解，尚不知其所自出。后者则可一目了然，是甘司额引数与拨运官兵搭饷数之和。
新疆规复后，官茶行销实施以票代引。然其每年额销茶又有多少呢？《新疆图志》记载，“旧发茶票三百五十张，南商改办晋茶，续
发茶票一百五十张。伊犁创办公司，请发茶票三百五十张，常年销数”。[12]以上记载，因说的很含糊，乍看起来实令人莫名其妙。但细为观察，它其实是包含着三个不同历史时段的输入数在内。
首先，是“旧发茶票三百五十张”。这里的“旧”字是指何时？文中没有明确交代。从已有资料看，当是指建省前后的一段时期。倘推断无误的话，按以票代引法每票给茶5000斤，外给损耗700斤推算，其时每年输入之砖茶，当为39万余块，合199万余斤。但据《清朝续文献通考》等记载，官茶的行销并未因新法的实行使滞销现象有所改变，相反是“私茶充斥”日见严重。自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发行第一案茶票后，中隔近十年，至光绪八年始发行第二案茶票。时“每岁约销一百余票”，到光绪十二年（1886）尚没有完全销完。当年又续发第三案茶票，共409张。此后每隔两三年左右便续发一案。截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始发第十一案茶票。[13]倘从光绪八年起，其茶票数按第三案发行数计算，则其每年的发行数量实际上只有194票左右，折合茶叶仅为22万余块，110万余斤。这与《新疆图志》所说，显然有很大的出入。个人看法，似以《清朝续文献通考》等所说较接近于事实。
其二、“南商改办晋茶，续发茶票一百五十张”。这当是指光绪三十年（1904）之后数年。《清德宗实录》记载，松蕃奏：“新疆伊塔一带，本系南商官茶引地，近因晋商私茶充斥，官运滞销，现南商另请新票，赴湖北羊楼峝采办茶砖，送至关外各处行销，应准其试办，下部知之。”[14]据此计算，则自次年起，其每年输入之官茶，只约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