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斤茶，统名砖茶，每斤价值二钱一二分不等，兵民买食最为便利，虽非兰商引运，但久经北商运卖，应准嗣后专卖。”[33]
德英阿与左宗棠的说法，表面上看虽然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其差别完全是由于两人着眼点不同造成的。因为前者是从官茶与晋茶关系说的，后者则是从茶叶原料及加工工序上看问题。这就是说，左氏所说之“晋茶”，实际上也包括粗、细两种茶在内。 何谓“细茶”？所谓“细茶”，其实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叶料细嫩，二是加工精细。宗景藩《种茶说十条》云：“凡细茶，当茶芽初出极嫩时采摘。清明前采者曰明前，谷雨前采者曰雨前，即《茶谱》所谓旗枪、雀舌等类。此茶之最细最嫩者，采成后用手揉软，以铁锅微火轻轻搅炒，待半干时取出，用炭火焙干，拣去粗梗，用纸包固，以石炭贮缸内”，“可以久藏”。“三月为头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为二茶。六月初为荷花，七月初为秋露，均做红茶。”[34]从以上记载中不难看出，凡是炒青茶及红茶类茶，大体上都属于细茶之列。粗茶则相反，一般是指叶料老、加工粗糙之茶。凡属黑茶类茶，大都是粗茶。粗茶多数都是砖茶。说起砖茶，学术界大都断言始于同光年间。在笔者看来，其说颇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当道光初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时，乌里雅苏台将军果勒丰阿便在其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请准商民，仍循旧规，驮载砖茶，前赴古城兑换米面。”清廷敕令户部议覆。户部在覆文中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砖茶，不准侵越新疆各城。”果勒丰阿接到咨文后立刻又奏：“此项砖茶，系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
交纳关税，贩运来营贸易，迄今六十余年，均系以货兑货，向不使用银两，今一旦全行禁止，该处数万蒙古民人，糊口无资，必致失所，均系实在情形。”清廷接奏后，考虑到“若照旧规，尽数运往，究恐充斥官引”。但若不令行销，又恐于蒙古、民人生计有碍，于是饬令“著照所请，准其商民等每年驮运砖茶七千余箱，前赴古城兑换米面”，“以资接济”。[35]据果勒丰阿所奏内容，我国砖茶至少在乾隆朝前期就已经存在了。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一书指出，嘉道时期，在湖北蒲圻县羊楼洞地方已发现有山西商人在当地自制砖茶记载：茶“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36]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推定砖茶始于同光年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史料记载，白毫是我国的重要特产，在茶叶分类学上隶属白茶类，是一种轻微发酵茶。其茶分芽茶与叶茶两种。典型的芽茶外形色白如银，挺直如针，十分名贵。叶茶是以一芽二三叶或单叶制成，外表白色茸毛密布，极为素雅，向以福建所产最为著名，颇受中亚各族及俄罗斯人所喜爱。[37]
武彝，又作武夷，以产于福建崇安县武夷山一带著名。其茶萌芽于宋，著于清，是一种半发酵茶，俗称“乌龙茶”。以外形色泽乌褐，世又称为“青茶”。因制作工艺独特而驰名海内外。其清香颇似绿茶，而浓醇则又很像红茶。
珠兰，清代主要花茶类之一。以其入花之茶称“珠兰”，故名。珠兰属金粟兰科，常绿小乔木，叶对生，初夏开花，极芳香。用以入茶，茶味芬芳旭郁，隽永持久，很受人们的青睐。主要产于安徽歙县、福
建漳州等地。
香片，与德英阿所说之“六片”，似属同一类。亦为花茶类之一。入茶之花除珠兰外，还有茉莉、米兰、桂花和玫瑰等多种，向“以福州附近出产为最多”。[38]此前所说之“红梅”，当亦为其中之一。 大叶，又称叶茶，以摘二三叶而加工较粗之茶，大都为炒青绿茶。 普洱，因产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县得名。以制茶工艺独特，味道浓郁，向为清朝统治阶级所珍爱。茶农每年都要将春天最好的茶芽、蕊茶加工后入贡，然后再将其余之茶叶经杀青后制成毛茶，加工成型。 以上所述各茶，就是左宗棠称为“杂茶”而德英阿则称为“细茶”之茶。
米心，又称米砖，是以红茶末加工制成，主要产于湖北蒲圻一带。旧分“72米砖”和“48米砖”。砖模棱角分明，纹面图案清晰秀丽，色泽乌亮，汤色红浓，味道醇厚，[39]深受哈萨克族人的垂青。米心虽是砖茶，但因其原料为红茶末，是以《新疆图志》将其列为细茶。 “千两”“百两”，又称“花卷”。之所以称其为“千两”“百两”，是因其一卷茶合老秤六十二斤半，恰为1000两或100两。该茶原是以优质黑毛茶为原料，用棍锤筑制在长筒形的篦篓中，以外形酷似木墩，故又有“木墩茶”之称呼。[40]后因将卷型改为砖型，四面又有显形花纹，因而又称为“花砖”茶。主要产于湖南及安徽等地。晋商所贩运之千两、百两，大都来自安徽建德一带。《筹办夷务始末》云：“此项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走西疆之商人，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
售卖。”[41]
帽盒茶，是指外形酷似圆柱状之茶。据说该茶产生于明代中叶，是湖北青砖茶的前身。[42]乾隆年间湖北蒲圻县羊楼洞一带，每年已可生产10万盒。
桶子茶，又作“筒子茶”或“洞砖茶”，是指其造型酷似桶子状之茶，大都为湖北蒲圻县羊楼洞等地所产。因砖茶外面常印有“川”字商标，故又有“川”字茶之称，向有“二七”“三九”（每片2公斤）、“二四”“三六”（每片1．5公斤）四种规格。光绪五年，左宗棠在其《覆陈边务折》中说：“惟南疆吐鲁番八城缠回，见砖茶则喜，谓承平时湖茶非私贩筒子茶可比，惟地方新复，销数尚未能畅。”[43]
大小块砖茶，又称大茶、斤茶。而蓝分、红分，目前尚不知其所自出。
以上所列，即是前述所说之粗茶。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晋商所贩运之茶叶，不但种类繁多，而且质量大都比较精细。这就不难看出，晋茶的销路之所以一直比官茶好，除笔者以前所述诸因素外，与其茶叶种类繁多显然也有着重要关系。因为人们居地不同，族别各异，其嗜好往往亦会有所不同。种类多，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选择的余地也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 伊犁产茶说揭秘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雨水稀少，气候干燥，高山终年积雪，从不产茶。其所需茶叶，向皆取之于内地各省。然而在咸丰朝时期，却在不少史籍中出现了伊犁产茶记载，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连清朝政
府亦信以为真，一再下令要求新疆地方官府将产茶情况上报，令其每年交纳茶税，从而成为新疆茶务发展史上的一大要闻。其实，这纯粹是一场闹剧。
伊犁产茶之说最早见于咸丰六年（1856）。倡其说者为当时伊犁将军札拉芬泰。《清文宗实录》咸丰六年条载：谕军机大臣等，“札拉芬泰奏，伊犁地方出产茶斤，商民人等采取售卖，拟酌征商税一折，自系为裨补经费起见，向来何以并未议收税。其每年计产茶若干，约收税课若干，该将军尚未能知其数，现拟试行收税，务须详加体察。如果舆情称便，并无窒碍，再行妥议章程具奏。伊犁地处边陲，民间贸易，与外夷交涉，倘行之或有流弊，不可规目前之小利而贻患于后日也。将此谕令知之”。[44]
从以上谕示看，清廷最初并不完全相信所奏是实情，故特令其慎重从事，不可贸然采取行动。但札拉芬泰并不以为意，当接到谕示后又上书称：“伊犁地方辽阔，此种茶斤产自山沟，商民采取，实自近年始行查出”。“伊犁商民于附近采造，尚不甚费工本，虽制造成色不等，均堪饮用。兹据按成征收茶斤，一经报税，即系官茶，商人既乐于费少，小民亦乐于费廉，察之舆情，无不同声称便。”又云：此项茶斤，“今拟因地制宜，仅按成抽征茶斤，即在奴才衙署之旁，设立税局，遴委妥员常经理，令商民随时赴局报明茶斤数目，其成色约分上、中、下三等。请自咸丰七年为始，每茶十分，抽茶一分半，以期立法简便，不至扰累商民”。[45]
据记载，税局为了征收税课，还制木戳一颗，上刻“官茶图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