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39万余块，196万余斤。
其三、是“伊犁创办公司，请发茶票三百五十张”。伊犁茶务公司建置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为官商合办。后因“用人行事，利权不一，东鳞西爪，使不相闻，虽在同谋，亦怀疑二经手者掉动不灵。又值湖商不服，甘督力争”，加以协饷奇缺，“以致奏准三年，尚难开办”。[15]及至宣统二年（1910）改归商办后，始请遵章发给第一案茶票。似此看来，其正式运行已是宣统三年了。这就是说，及至清末民初时，其每年输入之官茶应当是79万余块，395万余斤。 二、 新疆晋茶非甘肃官茶考辨
《新疆图志》说：“昔承平之时，官茶引课咸属晋商，谓之晋茶。乱后流离，湘人遂专其利。”[16]按其所说，新疆晋茶，其最初也是来自甘肃官茶。因其为山西商人所贩运，故称晋茶。依据上述论断，此后有的学者便进一步引申说：“这种晋茶，实在也是从湖南贩来，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做晋茶。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17]一句话，两者来源，均为甘茶引课，其所运皆湖茶。这种说法对吗？在笔者看来，这纯粹是一种误解。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早在甘肃官茶输入新疆以前，山西商人就已将茶叶及其它各种日用必需品，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归化城等地输入新疆了。《清高宗实录》记载，大小和卓木叛乱平定后，清朝政府为鼓励内地商民到新疆贸易，即下令规定，北路蒙古等愿以牲只到巴里坤、哈密、
辟展等处贸易者，俱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给予执照。其从归化城、张家口等地前往商民，亦照此办理。时上述两地商民，以领照纡回，往者寥寥。乾隆皇帝得知情况后，便立即对前述规定作了相应调整，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著传谕直隶、山西督抚及驻扎将军、扎萨克等，旗民愿往新疆等处贸易，除在乌里雅苏台行走之人仍照前办理外，其张家口、归化城等处，由鄂尔多斯、阿拉善出口，或由推河、阿济行走，著各该地方官及扎萨克等，按其道里，给予印照”。[18]此外，又饬令乌里雅苏台将军，使“贩卖杂货、布匹、茶封之商民等，前赴乌鲁木齐贸易”；“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北路商民销剩余茶，准赴乌鲁木齐等处易换粮食”。[19]由于新规定的推行，前述地区商人便纷纷涌入新疆。因最先进入新疆之人，绝大多数都是山西商人，便称其所运之茶为晋茶。罗迪楚《新疆政见》云：“新疆自准部用兵，分南北两道，南军由关陇，北军由蒙古及草地，而商路亦遂因之。南商川、湖、江、豫、晋、陕，由甘肃出嘉峪关至新疆古城；北商奉、直、晋由张家口、归化城，专行草地，所谓山后买卖路，亦至新疆古城”。“南商运销湖南安化之茶”，故称“湖茶”；“北道运销湖北羊楼峝之茶，在羊楼峝、汉口制造，改称晋茶”。[20]以上记载，有力地表明，晋茶的来源与甘肃官茶引课，根本没有任何渊源关系。 其二、甘肃官茶，基本上都是官商在甘肃官茶局领引后，到湖南安化一带采办，“以散茶装筐，由湖北襄河运上陕西，在泾阳制造成块”，[21]然后经湖南、湖北以达陕甘各省，行销北口、西口。“行北口者，陕西由榆林府、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甘肃由宁夏府、中卫、
平罗等县。其销西口者，由肃州、西宁等府州各属承引纳课。”[22]晋茶则不同，其茶大都是山西商人采自湖北、福建等地，在当地自行收购加工，经由河南、山西以达张家口、归化，请领理藩院印票，贩运至新疆各地，《清朝续文献通考》云：“乾隆五十二年题准：陕西榆林府每年领引一千道，官商赴湖广买茶，在所属之榆林、怀远各县并蒙古鄂尔多斯等六旗行销。嗣因蒙古各旗与晋省、归化城壌地相接，该省民人制茶出口，蒙古人等就近买茶，榆林官引壅滞。自乾隆五十一年为始，将榆林引张内拨出五百道归甘省甘州司入额行销。”[23]据说著名旅蒙商大盛魁投资设立的“三玉川”茶庄，其据点就设于湖北蒲圻县羊楼洞。“三玉川”，又名“大玉川”，故址至今还保留着一块乾隆皇帝赐给的双龙石碑，上面镌有该号在贸易中的重要业绩与贡献。[24]据《旅蒙商大盛魁》一书载，“三玉川”采茶的地方有三处：湖北蒲圻羊楼洞，蒲圻县与湖南临湘交界的羊楼司，临湘县的聂家市。采茶的人小暑去，冬天回来，汉口常住两人，办理运茶和收款等项，主要为大盛魁进货。[25]从张家口和归化城贩运前往新疆各地的茶叶，部分是由蒙古的骆驼队运输，部分则由归化城商人自养的骆驼队运输。其中规模最大的骆驼队是元德魁和天聚德。元德魁商队拥有500峰骆驼，天聚德拥有400峰骆驼。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拥有三四十峰骆驼的商队承担。[26]方士凎《东归日记》云：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到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回疆南路八城，
获利尤重。”[27]晋茶与甘肃官茶之不同，此又可资一证。 其三、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官茶多被称为“附茶”，而晋茶则多被称为“杂茶”。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佐证。道光二年（1822）冬，陕甘总督那彦成以甘肃官茶积滞，奏请严禁私贩。时伊犁将军庆祥得知后，随即表示反对。声言“回疆各城，向准商民贸易，以茶易粮，历久称便”。今概请严禁，“茶商不能运往该处售卖，以致兵民、回众均形竭蹶，实属格碍难行”。清廷饬令户部议复。户部在复文中表示，“著照陕西、甘肃设有茶商、由引之例，即添在新疆地方，令该商承领输课”。[28]但庆祥非但没有被说服，反而再次上疏表示：“新疆回夷口食，茶粮最关重要。自乾隆年间通商以后，历久相安，未便率更成例。且各城并无殷实土著之户，遽令承充官商，必至运课两误”。“茶粮既不流通，商货因而滞塞，殊于夷民日用有碍。”[29]由于他的一再坚持，清廷最后答应“著照所请，准令北路运售杂茶之商民照旧运售，严禁夹带附茶”。[30]这里所说之“附茶”，显然即是官茶之别称、而“杂茶”则是“晋茶”的别称。彼此之间，名称不同，号亦各异。倘若晋茶原属甘茶引课，何以又要如此加以严格区分。 三、 史籍上说的“杂茶”是指哪些茶
前已指出，在有关清代新疆茶务记载中，官茶大都被称为“附茶”，而晋茶则多被称为“杂茶”，但究竟哪些茶属于“杂茶”？史籍说法多不一致。经初步了解，主要有二说：
一说“杂茶”是指：红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块砖茶等名目。持其说者为《新疆图志·食货志》。书中说：“查甘省官茶，向行西、
甘、庄三司，而甘司则直达新疆南北两路，是新疆本官茶引地。承平时，晋商由蒙古草地兴贩各色杂茶，有红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块砖茶等名目，自伊犁地方，官为设局抽税，由将军监督抽税。”以上所述“各色茶”，实际上又分为“细茶”和“粗茶”两类。“细茶有红梅、米心、建其等名目，粗茶有砖块、帽盒、桶子等名目。”[31] 一说“杂茶”是指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等诸色茶。主其说者为左宗棠的《甘肃茶务久废请变通办理折》。他在该折中说：“奸商所领理藩院印票至新疆等处销售”，“原止运销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六色杂茶，皆产自闽滇，并非湖南所产，亦非藩服所尚”。但他又指出：“该商因茶少价贵，难于销售，潜用湖茶，改名千两、百两、红分、蓝分、帽盒、桶子、大小砖茶出售，以欺藩服而取厚利。”[32]
左宗棠所说之“六色杂茶”，有的文献则又称为“细茶”，而其所说“潜用湖茶”的千两、百两等，则被称为“杂茶”。有关这一点，道光八年伊犁将军德英阿在其《稽查北路茶叶大黄章程》中说得最为清楚。他说：“查私贩出卡之茶，多系细茶，而杂茶居其少半，如大叶、武彝、六片、白毫、珠兰等项，名为细茶，味最馨而价最贵，每斤值八九钱。以其性寒，伊犁、塔尔巴哈台兵民、蒙古、回子，向不买食。至广匣子、千两、百两等项，名为杂茶，价与副（附）茶相等，而贵于大茶、斤茶。因其捆缚成束，不肯零星挂卖，是以兵民、蒙古、回子，忌不买食。以上杂茶、细茶，并非兰商官引，运销皆系北商自归化城私贩，运至古城，再由古城搀于杂货，转运伊犁等处。”又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