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降低风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事故损失，这种损失包括企业内部人员及财产损失及企业以外的人、财产以及生态环境等。从管理的范围来说，风险管理的范围大于安全管理，风险管理是一门复杂的管理科学，安全管理（含消防、交通）等均只是风险管理中处理风险的传统有效措施之一。从管理的目标来说，安全管理是为实现系统安全目标而进行的有关决策、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方面的活动；风险管理不但包含系统的安全目标管理而且还包括以鉴定和估算风险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方法选择和决策。 2.1.7 小结
环境风险评价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环境风险评价与安全评价、生态风险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安全评价相比，风险评价更专注于事故发生后对场外环境造成的影响；与生态风险评价相比，风险评价更倾向于事故发生短期后果的衡量；与环境影响评价相比，风险评价更在意于突发性、不确定性事故发生后的环境影响。但安全评价中的相关定量方法、生态风险评价中的毒物剂量—反应和环境影响评价中的污染物扩散模型均可为风险评价所借鉴和应用。
风险管理是人类认识到风险事故出现的可能性、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及事故可采用管理措施进行控制后而出现；环境风险评价则是人类认识事故出现的可能性和风险事故后果的一种方法。环境风险评价是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风险评价工作给出风险管理的对象、范围、管理的优先顺序。风险管理是在风险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技术经济条件提出和选择风险的避免、减缓等措施，将风险降低在可以接受的水平。
2.2 国外研究现状及进展
国际上环境风险评价研究首先启于核电站系统，至70年代逐步完善起来，发达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研究更为突出。早在30年代美国就开始有了对职业暴露的流行病学资料和动物实验的剂量—反应关系的报道，也就是健康风险评价的初级形式[27]。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风险评价研究处于高峰期，评价体系基本形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评价体系是美国核管会1975年完成的《核电厂概率风险评价实施指南》，亦即著名的WASH21400报告。该报告系统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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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概率风险评价方法。健康风险评价以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环保局的成果最为丰富。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的红皮书《联邦政府的风险评价：管理程序》，提出风险评价四步法：即危害鉴别；剂量—效应关系评价；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此时，美国的风险评价已经开始作为风险管理的一种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风险评价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生态风险评价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随着相关基础学科的发展，风险评价技术也不断完善，美国对80年代出台的一系列评价技术指南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同时又出台了一些新的指南和手册。例如，1992年版的《暴露评价指南》取代了1986年的版本；1998年新出台了《神经毒物风险评价指南》；同年，在1992年生态风险评价框架的基础上，正式出台了《生态风险评价指南》[28]。
其他国家和组织的研究：1975年，日本东京召开了人类环境国际科学家大会，Walter提出了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包括对政策意外失误的影响分析，并提出适当的应急计划。此后，联合国环境保护署（UNEP）制定了阿佩尔（APELL）计划，即“地区性紧急事故的意识和防备”。1987年，欧共体（CEC）立法，规定对有可能发生化学事故危险的工厂必须进行环境风险评价。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EP和UNIDO），则于1987年联合组织大型国际合作研究计划“能源和其它复杂工业体系可能引起的健康与环境风险的评价与管理”（1987-1994）。1990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解决环境评价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同时颁布了《环境风险管理》[29]。此后风险评价在各个国家均进入研究视野。
目前国外环境风险评价具有如下的特点和趋势[30]：研究热点已由人体健康风险评价转移到生态风险评价；从污染物数量来说，已由单一污染物作用进步到考虑多种污染物的复合作用；从研究类型来说，不仅考虑化学污染物，特别是有毒有害化学物，而且还考虑到非化学因子；从评价范围方面来说，由局部环境风险发展到区域性环境风险乃至全球环境风险；生态风险不仅仅只考虑到生物个体和种群，而且考虑到群落、甚至整个生态系统；技术处理上由定性向半定量、定量方向发展。
研究方法上，国外已有利用GIS等地理软件进行风险评价的案例，如Young-Do Jo借助GIS软件统计人口密度对输气管线风险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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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运行的致命长度以及累计致命长度的环境风险评价结论[31]。对FTA方法进行改进的案例也有出现，如Shalev基于维护条件的可变性改进了FTA方法，建立了新型的CBFTA （Condition-based fault tree analysis）事故树分析方法。该方法解决了FTA与特定系统维护不相关联的缺陷，能够更新特定系统的可靠性值，同时，能够根据系统监控条件计算剩余生命。CBFTA方法可以周期性的计算误差频率的最大事件，确定系统误差的可能性和系统操作成功的可能性即系统可靠性。利用CBFTA方法，FTA法被改善为一个实用的工具，用在系统的整个阶段，而不只是系统设计阶段[32]。
风险管理方面，国外风险评价已经开始为风险管理服务。例如，美国已运行多年的超基金项目(Super-fund Program)就是建立在风险评价基础上的[33]。该项目规模庞大，每年仅联邦政府的经费投入就达上百亿美元。其任务是清除美国各地堆放的有害废弃物。美国环保局（EPA）1989年颁布了《超基金计划风险评价指南》。并组织对调查得知的及纳税人举报出的有害废弃物堆放点进行风险评价，根据风险评价的结果决定该堆放点是否列入国家清理有害废弃物堆放点优先清单及其在清单中的序位。这个项目的运行，有效地清除了许多美国国内遗留多年的及新产生的危害较大的废弃物堆放点。风险管理中也有利用风险评价为危险品的运输寻求最佳路线的案例。该案例认为网络化的线路是由节点和弧所组成的图，每个弧被赋予一个单位车辆的花费以及运输能力。在进行风险度量的基础上，寻找出弧线上的危险品运输对个人和社会的不同风险，然后在“最低合理可行”的原则下选择最有利线路[34]。
国外的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研究均处于领先地位，风险评价是作为风险管理的基础性工作而进行的。 2.3 国内研究现状及进展 2.3.1 发展历程
我国环境风险评价研究起步较晚，但政府比较重视。国家环保局于1989年3月成立了有毒化学品管理办公室，并确定该机构“既是国家环保局的职能部门，又是负责有毒化学品登记的技术部门”，组织有毒化学品的风险评价，这标志着我国开展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已正式提到了日程[35]。我国环境风险评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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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介绍国外理论为起始，以核设施运行环境风险评价为行业试点开端。1989～1992年，胡二邦主持完成秦山核电厂事故应急实时评价系统的研制，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环境风险评价案例[36]。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重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也普遍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价，尤其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要求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包含有环境风险评价的章节[7]。目前，我国环境风险评价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对大部分有风险事故的项目均开始要求进行环境风险评价工作。
在风险评价研究发展的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也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理要求。1997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农业部、化工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农药生产单位废水排放监督管理的通知》规定：新建、扩建、改建生产农药的建设项目必须针对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水污染物，特别是特征污染物进行风险评价。2001年国家经贸委发布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指导意见》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审核规范》中也提出“用人单位应建立和保持危害辨识、风险评价和实施必要控制措施的程序”，“ 风险评价的结果应形成文件，作为建立和保持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中各项决策的基础”[27]。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川东北气矿井喷事故，事故造成234人死亡的惨重后果；2005年11月13日吉林省吉林市的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101厂化工车间连续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60多人受伤的人员伤害，事故泄漏的大量有毒物质造成松花江大面积污染，哈尔滨市整个城市停水4天的严重后果。这些污染事故的发生促使我国环境风险评价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视。2004年12月11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对我国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的目的、基本原则、程序、方法和内容做出了相关规定。2006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对127个重点化工石化类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促使环境风险评价工作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2.3.2 研究重点
环境风险评价分为非突发性风险评价和突发性风险评价（即事故风险评价），非突发性风险评价包括生态风险评价和健康风险评价[37]。
生态风险评价和健康风险评价目前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少数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生态风险评价中有孙叶芳等运用TCLP法（Toxicity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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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ching Procedure)评价矿区土壤重金属的生态环境风险，提出铅锌矿的开采造成土壤中重金属污染严重[38]；胡雄星等对有机氯农药对河流生态影响进行评价，说明河流中有机氯农药在河流沉积物中存在长期的积累效应[39]；陈辉等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法对青藏公路铁路沿线生态系统风险进行评价，表明该处生态系统风险中自然因素占主导，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弱[40]；王晶等运用风险系数法对渤海地区环境风险进行了预期性评价，提出了关注风险强度概念，得出Pb、Hg和石油烃是渤海地区优先控制的风险因子[41]。健康风险评价中有王静等对空气中PAHs污染的健康影响风险评价，分析结果表明焦化厂周围空气中PAHs浓度严重超标，对工人健康及周围人群健康产生严重影响[42]；陈鸿汉等进行了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提出从人体摄取污染物质的方式和机制以及污染物摄取剂量和人体健康效应的关系两方面进行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43]
；温飞采用健康影响法对白银市重金属污染对居民的健康影响进行了风险分
析，提出饮水途径的重金属对健康影响的风险最高，并指出通过对重点污染区和污染源进行控制等方法改善这种风险[44]；刘桂荣采用重金属对人体的危害及侵入途径分析法对扇贝中重金属对食用的健康风险进行了分析，得出扇贝食用总体上是安全的，仅镉出现超标[45]。由此可见，我国生态风险评价和健康风险评价研究多在于对具体实例的研究，均采用或借鉴国外的评价方法，在毒性学基础研究等领域尚欠缺。
目前国内的风险评价多集中于项目事故风险评价。项目事故风险评价以核设施运行风险评价作为研究开端[46~47]。自90年代开始，我国大部分重大项目均进行了事故风险评价，如胡德福通过建立化学突发事故风险评估模式对株州市28个工厂、企业、铁路编组站进行了风险评估，提出企业要进行风险评价的建议[48]；万良碧采用事故概率评价的方法对氯气泄漏事故进行了预测，并提出烟团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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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厂、农药厂、放射性车间等项目的事故风险评价也有报道[50~52]。进入21
世纪来，事故风险评价在多种行业和领域都有研究。如田为民通过对水毁事故下的南水北调工程干渠的风险评价，提出了干渠基于风险的选址意见[53]；黄海波等采用事故树分析法对天然气加油站设备的事故风险进行了评价，提出燃气泄漏报警装置、通风装置和超温超压报警装置在降低事故风险工作中的可靠性，是削减CNG加气站爆炸事故风险的关键控制点[54]；庄庆伟运用故障分析及事故树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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