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和形式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传播能力的强弱。只有推动传播手段不断创新，才能使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广为流传，掌握影响人心的话语权。今天，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了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数字卫星电视、IPTV、移动电视、手机电视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方兴未艾。互联网已成为覆盖广泛、快捷高效、影响巨大、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媒，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要学会运用先进技术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高新技术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新引擎，在文化生产和传播方面蕴藏着巨大潜能。要加强对互联网的建设、运用和管理，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拓展文化传播渠道，丰富文化传播手段，提高文化传播效率，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我国文化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提高文化软实力需要体制机制作保障
原汁原味的古城，雅风犹存的纳西古乐，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的东巴文，这是云南丽江独特的文化遗产。60人的队伍，靠财政发工资，每年政府要掏80多万元，这是昨天的丽江歌舞团；观众300万，产值过亿元，这是今天的丽江歌舞团??这些变化，源于文化体制改革。丽江市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推动文化事业单位与市场接轨，打造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的强大文化产业。 深化改革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杠杆。我国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5年来，各试点地区和单位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培育市场主体，深化内部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体系，取得显著成效。全国122家图书出版社、25家音像出版社、27家影视制作单位、32家电影发行放映公司、29家省级和市级文艺院团已完成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市场主体缺失、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初步改变。文化传播渠道建设速度加快，9个省（区、市）实现了全区域广电传输网络整合，23个省（区、市）的国有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实行了省内连锁。体制机制创新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注入活力，令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面貌一新。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实践看，文化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交叠、缺位现象仍然存在，创作机制、经营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机制等亟待改进。破解制约文化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着眼于激发活力、壮大实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在面上推开、向纵深进展。
重塑和培育合格市场主体，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最根本的办法是迅速把自己做大做强。经营性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转企改制，打造一批有活力、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做大做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对条件成熟的，进行转制改革；重复设置、资源分散的，实行整合重组；转制条件还不成熟的，积极创造条件分步实施。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转制后，理顺了内部机制，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在文化资源整合、艺术生产策划、市场营销运作等方面大胆探索，创排的《迷宫》、《Hi！可爱》和《魔山》等儿童剧，演一部火一部。
占领文化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面对国际文化产业集团陆续进入国内市场的现实，我们如何运用世贸规则进行市场运作，抢占文化产业高地，是一个新课题。未来5至10年，我国文化产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改善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进一步壮大国有文化企业，保护引导好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同时要对文化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打造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不断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和效益。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逐步把工作职责转到定政策、做规划、抓监管上来，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由主要管微观向管宏观的转变。继续推进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目前已有3个直辖市、8个副省级城市和37个地级市组建了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有效解决了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2008年这项改革将扩大到新的试点地区，建立统一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基本性，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城乡区域均衡发展为基本要求、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标，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提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公益性文化单位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深化内部改革，不断增强活力，以重大文化工程为杠杆，努力探索扩大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途径，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运行机制。
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是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国际问题专家。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近些年来软实力的提升给予了积极评价，并援引英国广播公司民意测验结果，指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使我国在21世纪从文化大国变为文化强国，还任重道远。改革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旗帜，也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勇于创新、深化改革。只要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们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道德模范评选的启示
——为什么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生活了50多年，最使我动容的是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308个道德模范候选人的事迹。他们不是大款，不是大官，也不是惊天动地的大英雄，而是生活在我们老百姓中的平凡人。但是他们心地善良、品行高尚，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看到了和谐社会的美好前景。”这是一位读者给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组委会发来的电子邮件中的感言。2007年下半年，全国道德模范的评选活动迅速成为举国关注的热点。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收到各地民众推荐电子邮件和信函36000多封，全国共有3500多万人次参加了投票，参与人数之多、影响面之广，在各种评选表彰活动中是空前的。
道德模范的评选，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举措，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了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热切呼唤。 以主导的价值引领社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七大又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为什么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呢？
每个社会的有序运行，都需要有明确的价值支撑与价值引导。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价值观是人生的航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一事物作出“好”、“坏”、“对”、“错”一类议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着一种价值判断，而影响人们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便是自己的价值观。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社会，之所以不再是个体，也不再是众多个体的简单组合，而成其为社会，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它拥有将众多的个体凝聚起来、规范起来、动员起来的价值追求、价值准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体系。而在这种价值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最为根本的价值观念，则构成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途径。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对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更加重视、更加自觉。如新加坡甚至以国会法案形式确定本国的“共同价值观”，有力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
方向盘，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如果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失去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统一起来，把政治与伦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是一个结构完备、逻辑缜密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其现实目标就是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建设。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伴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也更加明显。这些发展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充分发挥其对多样化价值观念的主导性、引领性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良莠杂陈的现象，需要予以高度警觉和有效规范、引导；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体现的价值观念更加猛烈地相互激荡，提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课题。可以说，面对多变的时代、多样的社会、多种的思想、多质的需求、多类的矛盾，只有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更加鲜明地高扬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才能审一而定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从而不断夯实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有力的精神支撑。 以科学的理论指引航向
“160年来全球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揭示的人类社会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规律，所确立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然没有过时。实践还证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只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才能不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在“2008年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与会的我国专家学者再次深情而坚定地阐发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每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而标志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性质和方向的，便是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曾多次多方面地向西方学习，引进包括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这些思潮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流行一时，但在无数次的失败和教训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最终为中国人民所选择，成为始终高擎的前进旗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并且是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遭到过许多来自不同方面的疑问和诘难。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人类思想史上，至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的思想、文化、社会发展作出科学的解释，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80多年来，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天安门广场的“风展红旗如画”；从毛泽东思想引领下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到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迎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引领中国人民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无不展示着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无不印证着邓小平同志那段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实践无止境，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面对新的使命，我们应当紧跟时代的步伐，紧密关注当今国际社会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吸引力、感召力，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有效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让马克思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掌握，成为指导客观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共同的理想凝聚力量
2008年的春节，中国人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祝福。远在38万公里之外月球轨道上运行的“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特殊的语音：“我在月球上向大家拜年了。我要送上一首来自月球的《春节序曲》。”一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春节序曲》随之悠然响起。 五千年来，中国人对月球祭之拜之，歌之咏之??
五十年来，中国人为“嫦娥”的一飞冲天埋首钻研、奋力攻关??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成功发射，圆了中华民族千年梦想。圆梦的背后，是中华民族为着理想而自强不息的探求。 理想是导航的罗盘，理想是不落的风帆。个人没有理想，便没有明确的方向，也不会有高昂的斗志；社会没有理想，便不知所进，变成一盘散沙。近代以来，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重新走上复兴之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永不泯灭的复兴梦想，以及对复兴之路日趋深刻而明确的认识与把握。一句话：她始终为美好的社会理想所感召、所引领。
在当代中国，面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面对人们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的客观现实，我们尤其需要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社会各个阶层广泛认可和接受、能集中各个方面智慧和力量的社会理想，以明确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并协调人们的步伐、鼓舞人们的斗志、凝聚人们的力量、感召全社会的人们为之奋斗。这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理想包含着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指明了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道路，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想向人们展示，我们所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理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人民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因而成为融先进性与广泛性于一体、可以感召和凝聚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理想。 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真诚夙愿，是所有炎黄子孙的不懈追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结论，是人民的选择。包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已经以活生生的事实，充分展示出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崭新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我们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题，我们就会迈出更加坚定有力、协调一致的发展步伐。 以崇高的精神鼓舞斗志
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有这样的感慨：“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
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然而，在哲学家罗素那里，却有这样的惊叹：“自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却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尤其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更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是永远飘扬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旗帜。
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精神始终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是与时代同步、与时代精神息息相通并相互融合的。我们今天所需要、所弘扬的时代精神，核心是改革创新。古往今来，兴衰更替，虽然原因诸多，形态各样，进程复杂，但从整体的与历史的视角看，其中都贯穿着一个重要的线索，即改革取代保守，创新取代守旧；守旧者日渐消亡，创新者最终总会强大。历史的车轮，总是为创新的力量所驱动。在当代中国，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来的进取意志，在建设国家中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一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滋补养育着东方巨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培育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我们就把握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就能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以优秀的道德培育风尚
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问题的根本看法，是社会道德意识的集中体现。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具有什么样的荣辱观，反映着这个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选择和道德意识、道德行为取向。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这个民族总是坚守着对真善美的崇高追求，总是有着强烈的荣辱感和鲜明的荣辱观。
但也不可否认，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市场经济给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的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在个别人的头脑中，是非、善恶、美丑的荣辱界限被模糊甚至被颠倒了。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日渐抬头；背信弃义、见利忘义、蔑视崇高，对一些丑恶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对这些现象和行为我们必须坚决抵制。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关于荣辱问题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含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涵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贯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对公民在处理自己与国家、社会、他人的关系时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以及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等都有明确要求，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针。
“风俗，天下之大事也。”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引领作用。我们要在全社会唱响主旋律，以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为重点，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榜样的民族。树立道德典型，充分发挥道德模范人物的带动、示范作用，对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深深感染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改革开放以来，孔繁森、蒋筑英等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被广为传诵，家喻户晓。2007年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树立了一批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道德模范，用他们的先进感人事迹感召群众，引导广大群众见贤思齐、择善而从，这对于营造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透视湖北省博物馆“爆棚”现象
2007年11月6日，湖北省为社会公众摆出一道文化盛宴—拥有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郧县人头盖骨等珍贵文物的湖北省博物馆永久免费开放。消息发布后，人们蜂拥而至，博物馆门前领票的队伍排成长龙，参观人数由两三年前的每天平均六七百人，最高时跃升至1.8万人。免费开放仅两个月，参观者超过30万人，相当于过去两年的总和。为了确保国家文物安全，确保每一位观众看得舒心，博物馆采取了分时段发放免费参观券等一系列措施，经过科学测算，控制每天参观人数不超过5000人。
湖北省博物馆的“爆棚”现象，折射出公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对新时期新阶段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了有益启示。 文化权益是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基本权益
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和产品，具有认知、教化、审美、娱乐、交流、传承、塑造等功能，对于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位哲学家说过，当一个人饿肚子时，只有一个烦恼，就是生存的烦恼；一旦吃饱饭后，就会生出无数个烦恼，这就是发展的烦恼。解决生存的烦恼主要靠经济，解决发展的烦恼，很大程度上要靠文化。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社会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便越来越关心如何生活得更好，这种生活不仅包括物质生活，更有精神文化生活。今天，人民群众对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文化权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化权益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权益，比如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创造、保护文化成果的权益等。应该说，文化权益的彰显与实现，既是社会走向文明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逐步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我们党强调要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根本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使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精神生活也获得丰富与提升。可以说，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关系到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而切实保障包括文化权益在内的公民各项基本权益，正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在文化权益享受上不均衡，将严重制约社会的协调共进。只有不断保
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和谐相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将人民对文化的需求上升到基本文化权益的高度，充分说明我们党对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高度重视，拓展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公民权益的内涵，体现了文化发展中的民生价值理念，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和重要意义。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像重视经济发展那样重视文化建设，像重视维护人民经济权益那样重视维护人民文化权益，从而使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与落实人民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等相协调。 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消费水平亟须提升
2007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文化站长》，揭示了9亿农民正在经历的从“求生存”到“求文化”的心理历程转变。一位农民看了这部剧后说，我们现在兜里有些闲钱了，住得好、吃得好已经不能满足了，我们也需要精神上的享受，就需要像“管文化”一样的文化站长来“折腾”。 这朴素的语言，反映了基层农民的“文化饥渴”，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热情和文化需求。
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本质上是要用优秀文化为大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消费水平，将文化变为人民群众的智慧源泉和精神家园。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全社会对文化建设倾注极大热情，文化事业不断繁荣，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家财政对公共文化的投入不断增加。“八五”期间，国家财政对文化部系统的文化事业费拨款为55.61亿元，“十五”期间达到133.82亿元。加上地方财政的文化事业投入，“十五”期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达到495.22亿元。国家对公共文化投入的增长速度已超过GDP增长速度。
现在，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有了可喜的重大进展，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和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普通百姓，缩短了城乡文化发展的差距。目前全国2762个公共图书馆绝大部分分布于县市一级，41588个文化馆站大多落户于农村乡镇。正在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总量已达65TB，自建、共建的基层服务网点超过52万个。群众艺术创作活跃，社区文化、广场文化、节日文化活动广泛开展，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精神文化产品创作力度加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统一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一大批讴歌改革创新时代精神、普及科技发展最新知识的出版物陆续与读者见面。国家和地方文化部门积极组织开展送书下乡、送戏下乡等活动，以优秀文化滋养农村沃土。送书下乡工程为300个国家级贫困县和3614个乡镇赠书137万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已基本实现通电行政村和50户以上自然村广大农民收听收看的目标；“农家书屋”工程截至2007年年底，已建成农家书屋2万个、社区书屋4万个。
同时应当看到，现在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仍然存在。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十分强烈，而我们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无论在数量、品种还是质量上都与之还不相适应。现实生活中由于书价过高，老百姓买本书有时还要掂量再三；某些图书馆因为收费杂多，使读者望而却步，结果成为名副其实的“藏书馆”。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享有的文化权益上还存在较明显的差距。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明显不足。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群众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有的地方低俗文化不断蔓延，农民富裕后享受不到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城里人文化生活虽然比较丰富，但也不平衡，一部分高收入者享受着各种高水准的文化消费，而有的低收入家庭、困难家庭几乎与文化生活无缘。进城务工的农民们，其文化需求也很难得到满足。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为一项紧迫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2008年1月23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从2008年起全部陆续免费开放。这不仅是对普通公众迅速增长的文化需求的直接回应，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一项重大举措。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文化建设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大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使群众各方面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当前，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加快建设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涵盖文化政策、基础设施、人才队伍、技术技能等多方面内容，它的根本性特征是公益性、服务性。只有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才能更好地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提升自身素质。比如，公共图书馆是人民的终身学校，博物馆、美术馆是培养现代公民的重要场所，它们都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些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既解决了公共文化资源分享的公平性问题，也提高了公共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
要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文化事业主要是政府投入、政府来办，通过建设一个服务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文化的阳光照耀到每个公民身上。当前，资金投入不足仍然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瓶颈。要继续落实对文化建设的扶持政策，使中央和省级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能随着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加，每年都有更多的增长，从而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所需的资金得到稳定的保障。要进一步改进投入方式，采取建立基金、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办法，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要给予更多扶持和倾斜。同时，应进一步完善税收减免等相关经济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个人捐助或投资兴办公共文化实体，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保障机制。
要着力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链条中，基层和农村仍然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要加大力度改善农村、偏远山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切实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同时，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由国有艺术院团、影剧院承担，主要面向低收入居民，每年安排一定场次的低价演出或放映，保障和实现残疾人、老年人和农民工等群体的基本文化生活需求，并通过完善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方便人们就近快捷享受文化服务。
要继续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工程，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头戏。要发挥好这些工程在保障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缩小东西部、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差距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我国已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公益性文化单位要
充分发挥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骨干作用，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着力提高生产能力和服务水平，多创作符合人民群众需求、质优价廉的文化产品。而要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一方面，要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改革，创新用人和收入分配机制，促使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另一方面，要善于借助市场的力量，引入竞争机制，推动重要公共文化产品生产、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合理流动，拓宽选择公共文化产品的视野，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成果的最终享有者和受益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必将得到进一步保障和实现，将会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化大餐，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将越来越丰富多彩。
西藏的明天更美好
——为什么维护祖国统一是西藏稳定发展的政治前提
2008年4月30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西藏今昔”大型主题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拉开序幕。160件实物、400余张图片，珍贵的文物、翔实的史料、大量的数据??使参观的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悠远历史，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今昔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对人们的残酷压迫到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日新月异、举世公认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就是西藏的发展历程，是西藏发展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部。繁衍生息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互相交流、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从那时起，藏族先民就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统一起来，进一步发展同中原汉族王朝之间的联系。到唐朝，藏汉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之下。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继汉、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统治者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推行各种制度，开启了管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新时代。元朝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施括户、置驿、征兵、征税等政策，充分行使了有效管理。
1368年，明王朝取代元朝掌握中央政权，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的权力。在今西藏中部、东部和西部阿里地区设置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明成祖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1587年明朝中央封赐三世达赖喇嘛以“朵儿只唱”（意为“金刚持”）名号。
清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认定转世灵童和批准继位的大权，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等共29条。到清王朝结束的1911年，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达百余人。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对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虽然当时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40年，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赞成和拥护。同年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十七条协议”。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1959年西藏发生了封建农奴主的武装叛乱，最后被平息，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从元朝到现在的700多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记载着700多年来历史事实的数百万件汉藏文档案资料仍保存在北京、南京和拉萨的档案馆中。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雪域高原的变迁翻天覆地
400多平方米的二层小楼，12间房子，几十头牛羊，仓库里堆满粮食??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江热乡班久伦布村米玛顿珠老人家，这个旧西藏帕拉庄园的“朗生”（世代家奴）如今过上了他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幸福生活。米玛顿珠老人亲身经历了旧西藏的贫穷落后、野蛮黑暗和新西藏的幸福美好、发展进步。
旧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主享有一切特权，广大农奴和奴隶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更谈不上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直至20世纪中叶，西藏仍然处于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农奴被农奴主作为财富占有，负担着沉重的差役租税，忍受强制性经济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农奴及其子女注定终身为农奴，农奴主之间可以随意将农奴及其子女互相转让、抵押、赠送或买卖。旧西藏实行等级森严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按血统贵贱、职位高低，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以法律形式确认和维护农奴主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旧西藏对有反抗行为的农奴实行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广大农奴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正如一些严肃的现代西方藏学家所指出的，对1959年以前的西藏“无论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决不是‘令人羡慕的’”。
20世纪中叶，三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西藏的前途命运。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羁绊，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开创了西藏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实现当家作主的新时代；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正式确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此，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前，西藏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 经济快速发展，农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西藏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07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超过300亿元，人均达到12000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788元。除少数牧区外，西藏所有的家庭都有固定的住房，农牧民安居工程已让11.4万户、57万多农牧民迁入新居。
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西藏全区已建成117项重点建设项目。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将西藏和祖国各地、和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新藏公路改扩建、巴河雪卡和老虎嘴水电站、林芝电网、“三大灌区”等重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区有612个乡通公路，所有乡镇通电话，70％以上的乡镇通邮。
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迅速。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教育设施。目前西藏全区小学入学率达到98.2%，初中入学率达到90.2%。对农牧区小学、初中生实施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藏族人口由和平解放时的不到100万增加到现在的250多万。西藏所有农牧民都已参加了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合作医疗。 文化建设成就显著。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7.8％和88.9％。国家大力保护和弘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在过去20年里，已累计投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