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都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关心，特区政府没有向中央政府交纳任何税赋。相反，必要时中央政府还会向特区提供经济援助；十多年来香港人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这主要是由亚洲金融危机和香港经济运行中长期潜伏的隐忧造成的，与回归无关。【5】事实是，如果没有中央和内地的支持，香港的损失定会更大。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成果，迟早会影响台湾人对于“一国两制”的态度，海峡两岸何时能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还必须克服存在于两岸之间已久的历史与国际因素。
从经济上看，香港回归密切了港台经贸关系，从而也密切了两岸经贸关系，这也有利于促进两岸的统一。香港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历来与台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关系。香港回归后，台湾和香港的关系，已不是台湾与港英殖民当局的关系，而是台湾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一后，“一国两制”将大放光芒。不但可以按照 “一国两制”，自己选择的制度和政策发展经济，而且可以发挥和祖国大陆及港澳间的互补互利的优势，进一步提升经济和生活水平。港澳利用回归后的有利条件，发挥内地资源、市场、劳动力以及科技含量等方面的腹地作用，提升港澳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这种优势在抵御亚洲金融风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台湾和港澳的经济关系在祖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微不足道的，现在这三地之所以有如此密切的经贸关系，祖国大陆的因素实为主要原因，可以预期，统一后的祖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必然能发挥互补互利的优势，创造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繁荣昌盛。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实践了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先生为海峡两岸统一所设计之“一国两制”方案，至今已届满十年。而台湾在过去的十年，与大陆交流虽日益 频繁，但李登辉及陈水扁却先后喊出“两国论”、“一边一国”、“新宪公投”，更不遗余力推动“去中国化”、“文化台独”政策，使两岸政治关系一再遭遇严峻考验，“一国两制”也遭刻意扭曲和丑化。【6】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探究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真实面貌，并针对十多年来的港台关系进行回顾与前瞻，具有重要的意义。
2、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意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7】对解决台湾问题至少有五个方面的重要启示意义：首先，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将为台湾同胞在海峡两岸统一后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提供了范例。第二，香港今天的现实将证明，未来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同胞现有的一切权益仍将继续得到保持和维护。第三，只有按\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台湾同胞才能真正与祖国大陆同胞和香港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
誉。第四，香港的回归，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可以肯定，两岸按\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必将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经济交流、促进两岸共同繁荣。他希望，台湾某些客观地研究香港\一国两制\的范例，作出有利于台湾同胞、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正确选择。第五，激发了台湾同胞的民族感情。邓小平在谈到中国政府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一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问题。这种志气，凝聚力和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这对于与香港隔海相望、也曾长期遭受外国殖民统治的台湾同胞来说，不可能不受到感染和教育。在香港回归的大好形势下。台湾同胞的民族感情特别是民族自豪感，一旦被激发出来，必将大大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这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台湾同胞在海峡两岸统一后真正实现当家做主直接提供了典范 增加台湾民众对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认同感 ,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表明只有按“一国两制”实现统一 ,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人民一道 ,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誉 ,真正地扩大国际空间 实现台湾同祖国大陆的优势互补 ,是台湾经济获得再次腾飞的契机。
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这个方圆不过6.3平方公里、几乎无水无土无法生活的小岛为何成了中日领土争端的焦点问题？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张碧清先生介绍说，钓鱼岛问题的出现是伴随着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重大结论出现的———钓鱼岛附近储存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储量和发展前景不亚于中国的北海油田。至此，对钓鱼岛觊觎已久的日本便下决心将这个中国渔民出海时用于歇脚避风的小岛封闭起来，不再允许中国渔民靠近，自此形成“钓鱼岛问题”。
?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错综复杂?再加上美国的干预?以及石油资源的诱惑?使本来就不简单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就需要我们采取妥善的措施互相协商予以解决。邓小平在任副总理时强调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关于中日的分歧?“一如既往?搁置争议?”这是中国政府当时应对钓鱼列岛主权问题的态度?后来发展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种主张在一定时期内既有利于中日两国?更有利于世界和平。
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爱国是必须的?这是我们光荣而神圣的义务与责任?同时我们必须要保持头脑清醒?足够理智的爱国?不能总是把问题都说成是领导人的无能与软弱?
难到你觉得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会打不赢一个弹丸小日本吗??要放眼大局?想想我们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实际的东西?把口头上的爱国落实到实际中去?为什么日货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如此之高?深受国民信任是为什么?因为质量?对国产的不信任?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东西做好呢?为什么我们不把专业知识学好?去改变这种观念呢?在说说里微博里发几句牢骚豪无意义?最多算半个愤青?于事无补。我们可以抵制日货?从经济上抗日。我们可以让我们国家强大起来?像美国、俄罗斯谁敢啰嗦?谁敢嚣张?富国强民?这才是我们大学生应该做的。
我们应该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解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完整地收回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列岛。
钓鱼岛从来就属于中国，对此无论是从历史的事实，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均能予以确定。而钓鱼岛争端的始末过程，也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窃取性。钓鱼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两国同为亚洲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只有相互携手，才能开创亚洲美好的未来。
近年来，我国和日本有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端很激烈， 也时而有摩擦，但双方都很克制，没有出现走火的现象。显然双方都不希望争端升级，导致军事上的冲突。
在我国这方面，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我们需要继续稳定的发展经济，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所以希望能与日本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钓鱼岛争端问题。而日本方面呢，虽然日本的右翼极端分子的势力有所提高，但仍然不能代表日本的主流思想，更重要的是，日本背后的支持者美国也不会同意日本的一些盲目行动。虽然日本与美国是军事同盟，并签订了军事共同防卫计划，但美国十分不愿意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会导致美国在全球综合实力的下降。所以日本想拉美国下水与中国开战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继续保持现有政策，发展经济，加大军事预算，为将来的潜在的军事威胁做准备。
在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上，我认为不应操之过急，目前阶段，要用外交手段来交涉，至少不能让局势变坏。一个字，“拖”。拖时间，换来我国继续的和平发展。等到几十年后，我国国力增强了，我们的 腰杆子就能硬起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钓鱼岛的收回了。即使发生军事冲突了，最多也是局部小范围战争，毕竟全面开战的话，双方乘受不了，国际局势也不会允许的。从军事方面，我国海军发展迅速，但日本也不弱，并有美国的背后支持。所以，我们应该做到知彼知己，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决心。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觊觎其丰富的资源与战略价值，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染指钓鱼岛，妄想窃取钓鱼岛的主权。面对日本的行径，中国在积极推动和平手段的同时，也应当采取主动、理性的实际行动，打破日本的梦想，维护钓鱼岛主权。就钓鱼岛问题影响之下的中日外交关系而言，中国的态度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和平发展的外交道路。这样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中日外交关系的和平发展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维护，才能最终达成妥协，互赢互利。因此，中国必须坚持钓鱼岛是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领土，领土不可割让，主权不可退让。而日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必须承认钓鱼岛的主权和领土的归属，只有日本正视这个问题，才能用平稳的心态面对中国作出合理的外交政策。同时，中国也应该加快发展的脚步，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才能保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另一个就是由钓鱼岛问题争端激化使中日关系走向激烈和极端化，这种对两国都是不利的。近年来，在日本右翼分子影响下，中日外交关系磨擦不断。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摒弃事实，歪曲和扭曲历史，导致中日外交关系愈来愈脆弱。中国一再地忍让，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弱和无能，只是不想将事态扩大化，但是忍耐是有限的，如果日本仍然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依然要咄咄逼人，那么中国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无理的行为作出回应。这是一直走和平外交线路的中国最不想看到的状况，同时，如果发生这样的现象，对中日都是弊大于利的。
时至今日，钓鱼岛争端已经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政府始终着眼于大局，一贯主张和平协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主张倘若也能得到日方的真正响应，必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只有中日携手，才能开创亚洲美好的未来。
“也门模式”：
所谓“也门模式”，就是仿效也门前总统萨利赫交权给哈迪，从而平息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的形势。在叙利亚也形成一个由反对派和现政府某些势力共存的政治解决方案。 萨利赫执政33年,仅次于执政42年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他促成了南北也门统一,巧妙平衡各派利益,被媒体称为“最善权术的中东狡猾强人”。近年来的动荡,他没像本·阿里那样束手无策地外逃,也没像穆巴拉克那样全面退让而被囚牢笼,也没像卡扎菲那样一味镇压而暴尸街头,而是软硬兼施,屡称交权却又在签协议之际讨价还价。他充分利用也门的战略地
位为筹码,利用与海湾国家、美国的良好关系,通过谈判让权,为家族争到豁免权,创造了体面下台的“也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