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的创新能力(2)

　　第二，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是加快区域发展的迫切需要。区域发展与区域创新密切相关。前面说过，政府创新在区域发展中居于引导地位，引领着区域发展的潮流。国内外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日本的国力大大落后于中国，但他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起来，并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甲午海战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2004年是甲午海战110周年，惨痛的教训值得记取。1929年到1933年间，美国爆发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经济持续4年大萧条，罗斯福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史称“罗斯福新政”，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兴，奠定了二战胜利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倡导并推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20多年持续发展的新局面，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确实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是革的贫穷落后的命。由此可见，政府的创新活动，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相对较小区域的发展与进步，同样也是这样。现在，国内各个地方发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样的宏观背景，甚至同样的基础条件，有的地方发展很快，有的地方发展较慢，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地方党委、政府的创新能力强不强。这些年，江苏南部地区发展势头迅猛，创造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有名的“苏南模式”。以苏南“四小龙”为例，有的人讲，他们的发展，只不过是机遇的垂青罢了。像江阴是抓住了企业上市的机遇，现有上市公司14家，在国内证券市场形成了著名的“江阴板块”，被誉为“华厦A股第一县”；昆山是抓住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有54个国家和地区在该市投资了2600多个项目，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5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有23家在昆投资；张家港是抓住了企业改组改制、做大做强企业集团的机遇，一个县级市拥有10大集团企业和50多家骨干规模企业；常熟是抓住了商贸兴市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机遇，2003年日均新增民资超过1800万元，个私经济总量达到168亿元。我看，苏南的发展不像开始办特区那样，得到过国家很多的政策优惠，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善于创新、敢为人先，闯出来的。像他们抓的这些机遇，应该说是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苏南抓得住，别的地方抓不住？关键还是敢不敢抓、会不会抓，这实际上就是创新能力的反映。现在苏州也很不简单，一个地级市，前后三任市委书记提拔为省长，有人说苏州是省长的摇蓝。苏州也确实吹得起牛皮，以占全国0.9‰的国土面积(8488平方公里)、4.5‰的人口(584万)，创造了占全国2.4%的生产总值、2.5%的财政收入、7.7%的利用外资总额，在全国排名，包括直辖市，苏州的GDP居第五，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工业总产值居第二，仅次于上海。很多人都去过苏州，我感到他们上得这么快，除了地利之外，关键是苏州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思想超前，反应敏锐，抓住了搞乡镇企业、搞开发区、搞招商引资等一次次机遇。从**自己的情况来看，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很多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领导集体抓得早一点，抓得紧一点，抓得主动一点，效果就比较好，如果前怕狼，后怕虎，一遇到阻力就退缩，机会就会错失，结果也大不一样。像长常高速公路，当时上面的规划只修到益阳，到**要等几年才建。市委、市政府认为这项工程事关重大，不能拖，向国家和省里表达了我们的决心，即使我们自己挑土修路，也要把高速公路通到**，后来还是争取到了这条路的及时建设。正是有了长常高速，才有了现在正在建设的常张高速、常吉高速和规划要建设的常邵、常岳和**到荆州的高速，有了**的全国高速公路枢纽城市地位。
　　第三，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是更好地适应转轨转型的迫切需要。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是利益关系调整最剧烈的时期，是社会矛盾暴露最充分的时期，也是各级政府的创新能力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必将开辟我国持续协调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这既是我们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从国际上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分界点。因为，在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会出现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包括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收入差距大的问题、社会保障低的问题、道德规范弱的问题等。有些国家和地区应对得当，从这里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应对失措，像拉美地区，达到了这一水平后，出现了严重的结构失衡和经济动荡。中国的情况和其它地方不同，内部更是千差万别，如何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如何适应自身的特点，这些都对各级政府的调控、管理和创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