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一是按照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更加自觉、更大幅度地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切实把“三农”作为投入重点，把与“三农”有关的项目作为国家新增投资安排的优先领域，保证财政预算内农业支出有较大幅度增长，确保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并建立财政“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抓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农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支农体制。二是积极开拓农业农村发展资金的筹集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三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培育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四是规范土地税费管理。统筹土地税费收取和使用，土地出让收益优先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民生，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应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社会事业向农村延伸，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统筹推进城乡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农村居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继续全面普及并巩固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推进实行免费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高中教育普及程度。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进一步提高农民享有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步伐。加强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加快改变农村面貌。
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定居并使之向市民转变，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举措。近年来，我国农民工转移的稳定性显著提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他们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镇化，融入城镇的意愿强烈。应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亿万农民工的意愿，实行主动接纳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方针和政策。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二是推进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农民工是最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社会群体。应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三是完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土地权利保障机制。农民转为城镇居民以后，其承包地、宅基地的处置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权利和依法保障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是农民的财产权利，即使农民进城定居，也不能强行要求农民放弃。“家中有地，进退有据”。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又要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土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四是推进扩权强县、强镇改革试点。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应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实行财政“省直管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快建立县乡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保障基层政府履行基本职能。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依法探索在行政上省直管县的体制。实行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投资和土地政策，加大国家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资，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把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成为生产要素集聚和承载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