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干部的身心健康。健康的身心是干事创业的前提和本钱。要从制度上更加重视干部的身体健康，坚持和完善干部定期体检制度、休假制度，保证干部的身体健康。同时，当今时代，竞争日趋激烈，心理健康成为一个人应对竞争、成就事业、获得幸福的重要保证。因此，新形势下的干部工作，要将重视和关注干部的心理健康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置于更加重要位置。我们党的思想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方法，采用非强制性手段，使政策对象自觉自愿执行政策、修正行为，犹需坚持和完善。要从多方面加强治理，努力构建文明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帮助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增强干部应对困难和自我调适的能力。
注意效能性
干部工作增强效能性，是跟上时代节奏，增强执行力的紧迫要求，必须从意识理念、政策机制和方法手段上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
思想观念上的成本意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既要讲投入，更应讲产出，追求投入与产出成正比。干部工作作为和种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也必须讲求“产投比”。必须走出只讲效果、不计成本的误区。干部工作既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在具体工作中，必须树立成本意识和效率理念，无论是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公务员和选调生的公开招考，还是干部的监督管理以及其他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度落实，事前都应做好效益测算和可行性评估。一个基本原则是：合算的就做，不合算的就不做或尽量少做，尤其是可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事倍功半，甚至会出现许多负效应的事，一定不能做。要着眼于干部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和需要，着眼于解决现实中的突出问题，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将目标的效益性与路径的合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具体工作行为的效益研究。要借鉴“开门立法”的方式，“开门纳策”，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基础意见，听取社会评价，听取专家建议，对一些具体工作方案，从投入少、效率高的角度进行方案优化、路径选择和程序设计，保证有较高的产投比。
政策制定上的科学意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提高工作效能，根本的还要靠干部政策的科学合理。政策学家认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其核心是解决社会利益分配的问题。干部政策直接涉及到人，其制定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为求科学，无论是议题的确立、路径的选择、制度的设计、机制的建立、办法的配套，都既要围绕目标的科学化来追求成本的低廉化和办法的可操作性，既要讲过程，更要重结果，既要讲程序，更要讲效率。任何一项制度政策，都会有一个“制度质量”问题，干部工作要更加突出政策质量意识。总体上看，我国的干部制度建设总体上是相对滞后的，近年来，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中央先后集中出台了“11311”等政策法规，初步形成了大的政策框架。对各地而言，既有将这些制度具体化、本地化的过程，也还有根据本地干部队伍建设管理的实际而研究出台新政策的任务。当前，在制度建设的科学性方面，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唯上的问题。满足于给上级政策作注，文件上强调上下对口，对上级政策穿靴戴帽，照转照抄，不切实际，有政策难操作。二是贪多求全的问题。片面追求干部政策的数量，求多不求精，看似方方面面都有一些规定办法，事实上管用的不多，含金量高的不多，难以掌握。三是追风的问题。追求制度创新的轰动效应，脱离实际提出新措施、新规定，缺乏普遍适应性和长久性，忽视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造成制度短命，昙花一现。四是过于繁琐的问题。制定政策，片面强调程序周延，程序环节设计繁琐，影响或忽视了实体，舍本逐末，往往越改越繁杂，越改越难以执行。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贯彻科学精神，坚持求实态度。一方面，要强调系统化观念，突出政策整体的科学性。当前，我们从总体上对干部制度设计与计划不够，往往着眼于建立一些单项制度，以致出现制度“短视”现象，制度间不配套，各个单项政策不能从机制上完全贯通一体。干部制度设计，必须进行系统化、集约化的观念，坚持科学性、完整性和连贯性相结合，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坚持周密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提升整体科学性。另一方面，要强调精细化观念，保证单一制度制定的科学性。事物具有两面性，两面看就全面，全面落实看就两面。干部政策的制定，更要有思辩的观点。既要研究干部政策的正面功用，又要注意防止其负面效应。要注意单个政策的相互对接和匹配，防止出现政策避让和冲突。政策出台必须着眼于解决问题，绝不能因为政策不完善、不科学，而形成新的问题和矛盾。这方面的教训在公务员管理、干部待遇、军转干部安置等方面的例子并不少见。往往一个新的政策出台总会伴生一次上访的高峰，而其中往往都有政策不平衡、不周延的因素。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注意体现规律性，把握时代性，使选人用人制度的设计更加贴近实际，更具创新活力。尤其是在制度的设计中，既要关注世界的时代，也要关心中国的时代。通常我们在制度设计时，在导入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时，往往对一些发达国家管理制度的关注、解释与效仿更多一些，而对中国一些地产的包括古代的文明成果继承研究得偏少一些。比如，对一些现代测评技术更为关注，而对古人在实践中累积的一套识人、用人的经验，则关注较少。在干部制度的建立方面，我们应坚持开放观念，做好“引进转化”的同时，坚持扬弃的观念，创造性地学习古人搞好“继承创新”，应该将中国的用人之道与西方的用人之术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