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研究(5)

      他们在这部法律或其他一般法律的语言中，没有发现任何将迫使大臣说明理由的文字，……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大臣的缄默就能挫败纳税人的申诉。如果不说明理由，就意味着大臣可以在每一案例中，或者至少在绝大多数案例中，将会让制定法所赋予的上诉权利失效。法院……始终被赋予了对大臣在作出决定时，以证据表明的事实加以检视的权利。如果在法院看来这些事实无法从法律上提供足够支持，决定就不能成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只能被认为是恣意的。[30]
      这个判决的逻辑在于，如果不说明理由，就会让制定法赋予公司的上诉权利失效。其后果是当存在当事人救济权利时，就必须说明理由。例如在1973年Norton Tool Co. Ltd. v. Tewson案中，就一个围绕遭受不公正解雇补偿金额的争议，向国家劳资关系法庭就其间的法律问题提起上诉，约翰·唐纳森法官论称：
      我们的管辖事项限于对法律问题的考量。相应地，在赋予裁判所裁量权的范围内，上诉人论称裁判所可以乃至应当得出不同结论的主张，不足以说服法院。如果上诉人要想胜诉，他必须说服法院，裁判所在总体上犯了错误。但赋予裁判所裁量权必然导致的推论，是它们有义务去给出足够详尽的理由，以表明它们展开裁判所遵循的原则。……否则，当事人实际上将失去上诉的权利。[31]
      在1986年R v. Southampton Justices ex parte Corker  案中，唐纳森勋爵指出，一旦当事人请求司法审查，行政机关就有义务去对理由作完整和公正的披露：“司法审查是一个让所有牌都在桌面上，然后再去展开的过程，而绝大多数的牌开始都在行政当局的手中。”[32]在1993年R v. Islington London Borough Council ex parte Trail案中，法官指出，如果想通过司法审查或其他任何救济途径获得胜诉，那么行政决定说明理由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1994年R. v. London Borough of Lambeth ex parte Walters案中，沃尔特斯（Walters）女士无家可归，她儿子免疫系统低下。她依据《1985年住房法》第三部分的规定，请市政当局履行职责，因为她儿子的身体状况意味着必须生活在有室内取暖设施的住处，而市政当局给予她的是一处没有取暖设施的公寓。她对此提起的申诉被驳回，但没有对她说明理由。因此她提起司法审查，指控没有给出理由是不公正的。路易斯·布洛姆-库珀（Louis Blom-Cooper）法官认为，说明理由义务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发展趋势，同时《住房法》第64条第4款也规定了特定决定的说明理由义务，为此法院支持了沃尔特斯女士的请求，而该案也被称为“行政法上向着决定公开的里程碑”。[33]因此，在当事人存在上诉权利，而未说明理由构成对其上诉权利的阻碍时，就可适用此原理，来要求行政决定说明理由。
      3. 当行政决定涉及“公正”时
      公正和说明理由存在着相互作用的谱系，谱系的一端是涉及基本人权的案件，基于公正，强调说明理由的义务；[34]马斯蒂尔则表示：说明理由与公正相关，它直接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35]。
      在1994年R v. London Borough of Lambeth ex parte Walters案中，路易斯称“英国法似乎驶到了一个节点：只要在制定法所规定的行政程序中，渗透了对相对人给予公正对待的观念，就至少存在一个说明理由的一般义务”，因此，他判决：根据公正概念，每一部针对无家可归的法律都应规定说明理由的义务。他引用布里奇（Bridge）勋爵在Lloyd v. McMahon案中的判词：
      所谓的自然正义规则并未镌刻在石匾之上。……公正内涵所要求的是，任何国内机构，无论是行政机构还是司法机构，在作出决定时，特别是影响个人权利的决定时，法院所要求的不仅是去遵循制定法所规定的程序，而且要通过程序性的卫护来确保公正的实现。[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