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底层人群体育参与的现状、制约因素与促进策略(3)

　　我国底层人群精神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缺乏业余精神文化生活，他们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是聊天、睡觉、打牌和闲逛[14]。文化生活的匮乏，有可能促使底层人群选择其他方式进行消遣，以填充心灵的空虚，如酗酒、赌博、阅读或观看低俗、暴力内容的书刊或影视等，甚至会有个别人走上犯罪的道路，给社会安全带来隐患。而体育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休闲文化，其不仅倡导公平竞争、追求卓越的人文精神，还宣扬维护和平、团结友爱的伦理价值，是一种积极的文化休闲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促进底层人群的体育参与有利于丰富文化生活、提升人文素养，相对地减少其接受低俗、暴力文化的几率，进而提高社会文明。3 制约我国底层人群体育参与的因素 
　　3.1 经济因素 
　　对于体育参与而言，只有拥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底层人群才有可能购买体育器材和服装，才有可能去收费的健身场所进行锻炼。然而，由于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强调市场主体与效率优先，导致我国底层人群与中上层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00—2008年间，农村20%的高、低收入群体人均纯收入差距从6.5倍扩大到7.5倍，极差（即最高收入值与最低收入值之差）平均每年增加13.7%；1995—2008年间，城镇10%的最高与最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从4倍扩大到9.2倍，极差平均每年增长42.3%[15]。从中可发现，我国底层人群收入水平与其他阶层仍有较大的差距，这是制约其体育参与的根本性因素。 
　　3.2 参与意识 
　　体育休闲意识是体育休闲行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法国社会学家杜马哲认为休闲行为有3个阶段：初级阶段是放松阶段，即强调休闲有利于克服疲劳、消除烦恼的阶段，该阶段的休闲行为具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中级阶段是娱乐阶段，即强调休闲有助于使自己脱离现实中的琐事、产生情绪上的愉悦感的阶段，该阶段的休闲行为逐步稳定和有规律；高级阶段是发展阶段，即强调休闲行为有助于提升生命质量，开拓人际关系，促进事业发展的阶段，该阶段的休闲行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4]。事实上，对于体育休闲行为的产生也遵循这种规律。有研究显示：在对我国居民体育休闲意识的调查中，上层人群更加强调体育休闲有助于“社会交往”和“为了更好的工作”，而底层人群则更强调体育休闲在“预防疾病”和“恢复体力与精力”上的作用。从调查可以看出，底层人群的体育休闲意识还停留在相对初级的阶段，这也导致其在体育休闲行为上表现为较大随机性与不稳定性。 
　　受教育程度与人的体育参与意识呈正相关[16]。然而，我国底层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却普遍偏低，以底层人群构成主体之一的农民工为例，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民工群体中，文盲的人数比例为1.5%，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14.3%，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60.5%，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13.3%，拥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仅为10.4%[17]。可见，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事实上是制约底层人群体育参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政府对底层人群体育参与工作的宣传不到位也是导致底层人群体育参与意识较弱的原因。如鲁长芬等 [18]对湖北、广东、浙江等11个省市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有42.7%的农民工对有关工作单位和居住小区的全民健身宣传工作表示“不太满意”，有15%的农民工对宣传工作表示“很不满意”，仅有2.6%的农民工对宣传工作表示“十分满意”。受此影响，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表示“完全不知”的农民工人数比例高达46.3%，对体育健身和卫生保健常识表示“很了解”的农民工人数比例仅占3.5%”。 
　　3.3 参与组织因素 
　　由于市区住房较为紧张且租金较高，对于大部分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底层人群难以承受。因此，很多底层人群只能选择在条件较为简陋、位置较边缘的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居住，进而在城市边缘形成较为封闭的“都市村落”。对于这样的村落，由于人口流动性大，人员复杂，政府层面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很难延伸到其中，致使生活在此环境的底层人群的体育活动缺少组织性。再加上，社会对底层人群的“污名化”歧视，使得很多致力于群众体育发展的公益性社团组织不敢或不愿来到这样的村落，对底层人群的体育活动进行指导。事实上，由于这类村落是严重缺少标准的体育健身场地与器材，也进一步限制了体育社团组织的积极性。实证性研究也指出：我国底层人群体育参与的组织指导率要远低于上层人群，其在体育参与的项目选择上更倾向于散步、慢跑、跳绳、自行车、踢毽子等技术动作要求不高的体能性项目[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