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就业等更长期的发展结果看，研究的结论不完全一致。已有的评估结果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早教中心在服务以及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上喜忧参半。在莫桑比克，Martinez，Naudeau 和Pereira（2011）发现，入园两年以上对小学入学率、每周学习时间以及儿童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的评估发现，儿童在参加早期教育项目之后比参加之前在动作、认知和社会性的发展上都有显著提高（Young，2012），而且在同一社区里参加早期教育项目的儿童与没有参加的儿童相比，在动作、认知和社会性这些方面也都有明显的提高（Primeira，Infancia & Melhor，2011）。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对柬埔寨一些形式的早教机构的研究表明（Bouguenet al.，2013），参加过早期教育项目和没参加过的儿童，三年之后的发展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别。一些研究者针对中低收入背景文献进行深入分析（Engle et al.，2007 ；Vegas，Santiba?ez，2010），研究结果也强调了这些结论之间的差异。
Cunha & Heckman（2007）、Heckman & Mastered（2007）和Heckman（2008）的研究显示，早期干预的投资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能够减少人生的不平等。这些研究结果都指出了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早期投资的高回报率。由图2可见，这一回报甚至高过任何时期的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
来源： Carneiro Pedro, Heckman James. Policies to foster human capital[J]. Research in Economics , 2008, 54 (1): 3-56.
此外，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有助于为大脑的发育提供良好的机会。认知神经的研究也说明了早期生理和心理的经历对大脑功能发展的影响（Walker et al，2011）。图3可见大脑发育趋势特征与儿童早期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中低收入国家儿童的入园率提高到50%，那么可以使一生的收入提高140至340亿美元。由此，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投资和干预具有双重效益，不仅能够带来高回报率，还能够在大脑发育的重要阶段促进儿童潜能的发展。
来源: Heckman James, Carneiro Pedro. Human Social Policy [R]. RAND, 2003; Lynn A. Karoly, Susan S. Everingham, Jill Hoube,Rebecca Kilburn, C. Peter Rydell, Matthew Sanders, Peter W. Greenwood, Benefits and Costs of Early-Childhood Interventions, A Documented Briefing [R]. 1997.
基于此，更多的国家将会及早投资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以低成本的投入保证更多的儿童在成长中获得应有的技能。不过，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与当前美国的模式相似（如图4所示）。这一现实造成的是资源的浪费和机会的丧失。
来源：Carneiro, Pedro, Heckman James, Human Capital Policy [R]. NBER, 2003 ; Voices for America and the Child and Family Policy Center, Early Learning Left Out An Examination of Public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Child Age, 2004
相比之下，北欧国家的教育投资是异于此种模式的。以瑞典为例，政府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教育投入明显高于其他年龄阶段。如图5所示，瑞典用于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的支出比中学生的高两倍，体现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视和支持。这一模式也许应该是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长远目标。
来源： S. Bremberg,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Karolinska Institute, 2006, Stockholm, Swe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