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一直是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近些年思想政治教育也将“信任”引入自己的学科研究之中。纵观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是教育主客体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认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达成思想、信仰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共识。[2]另一种是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基于自身利益或发展需求，预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而信赖教育主体及教育活动本身的一种价值关系。[3]以上两种界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有合理之处。总的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外延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对教育本身的信任，还包括教育主客体之间以及主客体对教育过程中各种要素的一种肯定和认可的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整个人类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信任仍然伴随其中。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转向可以粗略分为“完全信任——基本信任——信任与信任困境共存”等三个阶段。
第一，完全信任阶段。传统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着人们交往范围极其有限，血缘和地域成为人们维系关系的主要纽带。狭小的交往空间、紧密的血缘联系以及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宗法、伦理纲常和共同体价值规约维系，体现在民众对明君圣贤、宗法纲常的绝对信任和无条件敬仰。
第二，基本信任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通过开展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正是基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效果的切身感受，教育主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以及各种要素有了高度的信任。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理论指导和实践的失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等都遭到了严重的歪曲，思想政治教育一度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进行拨乱反正，思想政治工作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展开，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度得到提升。但是，个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流于表面，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4]
第三，信任与信任困境共存阶段。新的历史时期，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致力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此过程中，人们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的信任与认同程度得到了逐渐提高。总体来说，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与此同时，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科技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方兴未艾，这一切也在影响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度。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不同性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被无限放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难度，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自身的发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教育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教育效果的不理想等，这些都构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困境的成因及表征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推进，网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就机遇而言，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进程。[5]但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又面临着信息传递难以掌控、教育主客体复杂化、教育效果难以预测等困境。由此，认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困境的成因和表现是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好网络阵地的关键所在。
1.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教育内容信任焦虑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是通过信息传递进行的，教育主体将内容转化成信息传递给教育客体，同时，教育客体接收信息并反馈给教育主体。在此过程中，对教育内容的信任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关键，教育客体只有相信教育内容是对自身或社会有意义的，才愿意自觉接受教育。从宏观角度来看，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通过正式渠道进行传播，如红色网站、官方微博等；一类则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传播。如个人微博、微信等。由于非正式渠道的复杂性导致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堆积，这些不确定因素一方面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良莠不齐；另一方面导致教育者对教育内容传递预期与所达到的结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出入。同时，网络虚拟人空间的匿名性以及非线性传播特点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把关人”的角色。一些非法分子借此利用非正式渠道的缺口，传递不良信息。这些必将引发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普遍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