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学生公共精神生活的重构
在讨论公共领域的理论范式中，克雷格·卡尔霍恩将公众参与的数量同公共话语的质量并列为公共领域的两大构成要件。这是因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参与个体数量不仅体现了作为公共领域的吸纳能力，而且反映了其间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公共性”的品质。因此只有加大大学生公共精神活动的供给，提高大学生公共参与的个体数量，才能为激发大学生参与集体事物的热情和自觉提供契机，为改变大学生在个体化驱使下不断疏离的生存状态提供条件。
重视大学生仪式性精神活动的公共情感唤起作用。高校仪式是大学生公共性精神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具有潜移默化的价值引领与行为规约的作用。“仪式作为由象征性、表演性和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和程序，蕴含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仪式所产生的影响是一种能够作用于学生身心的精神力量。”［8］高校管理者可凭借国家重要纪念日活动、入党仪式、烈士陵园扫墓、校庆活动等，塑造具有强烈情绪唤起和渲染作用的仪式情境，促进大学生对社会公德的认同，确立集体主义观念，形成爱国主义情怀，进而促发大学生服务社会、奉献自我的观念。
利用志愿者服务性精神活动强化大学生公共品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在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活动；深入社区街道开展社会实践服务活动，如公益劳动、义务维修、法律咨询、科普讲座、舆论宣传、大型文体活动服务等项目，以及开展保护生态环境、文明交通劝导等专题性服务活动；到孤儿院、少年犯劳教所等特殊部门开展心理辅导和帮教活动。通过服务型精神活动的开展，让更多的大学生直接参与到服务社会的活动中，强化公共意识，锻炼公共能力，建立公共品质。
开展社团活动促进大学生个性与公共性的融合。社团活动是大学生个性以公共性的方式得到展现、孕育、提升的有效形式，是个性和公共性有机融合的重要场域。高校社团可开展以社会热点为话题的辩论赛，以公共性为主题的读书会，以公益宣传为目的的文化创作、话剧表演、摄影展览，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的音乐剧等活动。
此外，有效发挥公共性精神生活对大学生公共品质的建构，需要高校管理者以大学生精神性提升为目标，以公共品质建构为导向，在活动组织实施过程中加强指导、监督和评价。受现实功利主义的影响，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目的往往是出于对个体能力的锻炼。为了避免类似“三下乡”活动的人下乡而非服务下乡，目的是为了参观考察，了解乡村环境，活动流于形式的现状，这就需要管理者明确活动目的，端正大学生思想观念，及时纠正大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行为偏差，让大学生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收获幸福感和满足感，丰富生活的意义，实现精神的超越性。我国高校大学生参与公共性精神活动缺乏过程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活动实效。因此，高校要运用多维的评价方式，建立学生工作档案以及对学生在公共性精神活动中的实地观察。将评定结果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展现的重要指标。此外，公民品质发展需要系统性评价，高校应该开发相关的测量工具，从而对大学生公共品质的发展起到监控作用。
2.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的转向
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与公共性精神生活具有潜在融合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私人利益也可以得到实现，以及公众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挑选公共产品而成为受益对象。另外，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通过学校管理者的组织和引导可兼具公共属性。这些可能性启发我们在组织和策划校园活动时，考虑如何实现私人性与公共性精神生活的相互融合。
促进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与公共性精神生活的融合。学校可以通过露天电影、联谊舞会，京剧、昆曲、越剧、交响乐曲等文化艺术团进校园的方式将大学生从封闭的自我状态带入公共性精神生活领域。还可以通过与社会文艺团体合作，为大学生提供免费或廉价票，让大学生大剧院欣赏歌剧、戏剧等文艺演出。一方面大学生可以欣赏传统与现代的优秀文化，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升审美品位，另一方面让大学生们在公共空间中，逐步理解公共秩序、遵守公共理性、彰显公民价值。
促进大学生个体性精神生活兼具公共属性。在大学生的精神生活领域中，有些活动是在私人领域完成，并具有极强的个体性，如闲暇阅读、旅行、文字创作等。但是，如果大学生利用闲暇时间阅读社科类书籍、杂志、报刊等，这种阅读活动中蕴含着对人文历史的热爱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具备公共属性。因此，高校管理者可利用图书馆网站首页向大学生们推送相关书籍，征集读后感并将优秀的作品在校园内推广发行；在校园内发放各城市纪念馆、博物馆、科技文化馆宣传单和参观攻略，鼓励大学生利用闲暇时间参观游玩；创建校园公众微信平台，开辟以社会热点为话题的讨论区域，大学生可通过微信关注方式参与话题讨论，学校管理者还可以邀请专业老师与学生进行互动，对于精彩评论可做置顶展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