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论原理反思
走出洞穴的人看到了更加明亮精彩的世界，返回去告诉身处洞穴中的人，企图拯救这些囚徒同伴。在刚回到洞穴时，他的眼睛会由于突然从阳光下转到黑暗中而不能看见任何事物。在视力适应黑暗环境前，他不得不与其他囚徒一起识别阴影。囚徒的同伴会讥笑他，说他上升之旅回来后却把视力弄坏了，眼睛弄瞎了，与其这样归来，不如不要上去，所以断定上升走出洞穴是不值得的。这时如果走出洞穴的人宣称要解放他们、启蒙他们，把他们往上拉，他必将遭到这些人的强力反对，激起众怒，甚至被他们杀掉。所有这些比喻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一定是艰难的。这个走出洞穴的人就是城邦有意培养和造就的哲学家，是理想城邦的哲学王。虽然哲学家的兴趣在可知的理念世界，最高的目标是追求善，然而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永恒的真理，他不得不放弃个人兴趣和思辨的幸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是能看到永恒事物的人，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求诸实践，有责任指引、带领、启蒙无知的人，尽管这样做不被理解而且反遭时代唾弃[9]。苏格拉底其实就是那个走出洞穴的自由的囚徒，本是下去唤醒和解救同伴，却惨遭杀害。走出洞穴囚徒的命运不但喻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处以死刑的悲惨境遇，同时也昭示“价值观前见”是阻挠哲学家与洞穴中懵懂的众囚徒达成价值观共识的内在干扰。这里，可以把深藏于囚徒内心已有的主观抉择依据、评判走出洞穴是好是坏的观念称之为“价值观前见”，“价值观前见”是囚徒在幽暗的感性世界中形成的进行价值判断的衡量标准。“价值观前见”造成了“主体间性”[10]跨越的障碍，这里，“主体间性”是指“我”所认识到的价值无法超越“我”的“价值观前见”，以至无法直接通达真理性的价值观本身。这些都是哲学家解救囚徒走出洞穴需要突破的关键困境，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认识论原理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的价值观培育活动，促成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所传授的价值观形成价值认同，达成价值共识，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论的终极目标。每个人的先天禀赋、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教育程度等都影响着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并且都容易使人误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和客观的，进而把意见当作真理，对价值观教育自然会有本能的排斥和抵触。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难题。同理，自由囚徒乃至哲学家企图解救同伴走出洞穴本是好意，可事实上，这些囚徒不知道外面的天，认为背弃以往会带来巨大的恐慌和灾难，以为思维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围，便会走进魔窟，因而，他们不但不感恩，反而讥讽和仇视他。苏格拉底引导人们向真知靠拢，对于迷茫的人们，他痛心疾首；对于失落的社会，他针砭时弊；对于雅典市民给予的死亡，他泰然自若，为了探索真理甚至向死而生[11]。把握了时代精神的哲学家，不被时代认可，却反遭伤害，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发出悲凉感叹。其实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原理，便不难理解这一悲剧发生的必然。囚徒们感到洞穴中的生活真实而惬意，有备而无患，突发的带大家走出洞穴让囚徒们措手不及，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传统观念和评价尺度，或者说违背了在囚徒们头脑中已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前见”。“当局者迷”的“价值观前见”对价值观教育造成了内在干扰和阻抗，因此要考虑到认识主体的认识层次，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使已自由的囚徒与洞穴中的囚徒实现“灵魂上的真正相遇”。“灵魂上的真正相遇”实质上就是摒弃主观的“价值观前见”，达成不同主体间价值通约的状态，即跨越“主体间性”的鸿沟。“主体间性”是价值观认同的核心认识论问题。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形式上以理论的方式呈现和论证真理性的客观价值观，这是实现主体间价值交流的重要环节，也就是帮助人们对客观价值观既在感性直观上“知其然”，又要在逻辑上“知其所以然”。而康德的认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界”，人只能用他先天固有的机能和范畴去看待现象界，看待世界，没办法超出主体的“意识界”而抵达真理和价值的客观性。最终是马克思把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看作是建立在客观世界基础上的实践问题，突破了“主体间性”，使认识真理成为可能。“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实践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12]47
总之，价值观共识的形成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引导受教育者进入反思判断，实现不同价值判断主体间认识论的跨越，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架起跨越“主体间性”的桥梁，激发心灵中的向善原则，无限接近并最终抵达客观价值观真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13]，是真理之光的无蔽闪现，即一种解蔽、去蔽、无蔽的展开状态。因此，重返洞穴并非下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升，是对真理的进一步贴近，有了黑暗的经验才更渴望光亮，上升与下降是同一条路，只有重返才能找到真理，才能达成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14]。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理反思
“洞穴比喻”形象地对“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1]275进行了区分，洞穴中的众囚徒喻指被影像蒙蔽、缺乏真知灼见、没受过教育的人或无知之徒，走出洞穴的囚徒喻指自由求索、洞见真理、受过教育的哲学家或有识之士。是教育解除了囚徒的束缚，使其冲破黑暗洞穴现象世界的迷雾上升到洞外光明的理念可知世界。囚徒的“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3]喻指旧式的教育，它束缚着人的身躯，禁锢着人的灵魂。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容易生活在被抽象知识、教学技巧、升学压力所包围的“洞穴”之中，模糊了教育本来的样子。柏拉图在第七卷中明确阐述了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灵魂的转向与归位。“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1]280因此，灵魂本身具备知识，能够识别善，只不过身处现象世界由于各种诱惑蒙蔽了双眼而处于被遗忘或暂时的休眠状态，教育就是唤醒和回忆起灵魂中已有的知识，促进灵魂的转向。柏拉图所强调的灵魂转向，不是认识从低到高的发展，实际上是认识方法和世界观的转变，要求发展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使灵魂向它的本真状态回归，这既道出了教育最本质的真谛，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論原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柏拉图的教育是以善为本的教育，“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1]262，教育要使人从眼睛看到的感觉世界，进入一个用灵魂的眼睛才能看到的至善至美的理念世界。教化不是知识的施与，而是对本体实在的引导和挖掘，激发并滋养本体的一切潜能，实现从自为到本有的灵魂本真状态。另外，重返洞穴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辛的，需要经历恐惧、痛苦，走出洞穴，才能看到事物本真，探寻真理，求达至善。思想政治教育完成灵魂转向的历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从解救囚徒失败以及苏格拉底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走出洞穴的人义无反顾地回到“洞内”，为懵懂的囚徒指引光明的道路却不被欢迎和理解，喻指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百姓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告知和教化，通过恰当的方法渐进地引导他们认识客观事物。灌输式的教书匠往往仅停留在知识表层的承接，而启发式的引路人却可以引导学生一步步接近真理。学生受到教化之后不是成为“纸上谈兵”的纯理论书生，而应成为柏拉图口中的、把“善的理念”用于生活各个方面的善者。所以，在方法论层面，首先，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更新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式教学，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不是简单粗暴、生拉硬套，而是把学生潜在的知识诱发和引导出来。再出色的哲学家、教育者也不可能把理念知识强加到人的头脑中，而是使人们把握正确的灵魂方向，从消极的被动解放，达到对理念自由积极的喜爱，观照到理念和真理，认识“真善美”的意义，促进其自身生命的成长，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一引导和启发过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某一理论和观点由浅入深地加以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以达到理论理解上的明证和清晰。另外，“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唯有“学而时习”，才能知行合一。应把“认识论”层面的价值观教育落实到“实践论”层面，在价值观理性认同的基础上完成由知向行的转化和契合，实现持久的悟性与践行。马克思也说，价值认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契合，既是《理想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和最困难的一环。我们可以借助“情感”这一桥梁达成，因为没有情感认同的理性认同会导致知行分离，情感是把某种价值观落实在行为的意志中的原始动力。黑格尔曾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5]，价值认同就不仅是理性的逻辑认同，而且是感性的情感认同，由此才能进入实践行为的认同[12]48。自由的囚徒重返洞穴企图解放同伴，用理性的光芒照亮前往洞外的征途，虽一路艰辛甚至被嗤之以鼻，但仍义无反顾；柏拉图为达成政治理想从理论建构到身体力行，费尽周折三赴西西里虽未如愿以偿，但仍锲而不舍；苏格拉底孜孜以求追寻真理直至被判处死刑，他临危不惧，欣然用生命献祭真理。他们无一例外都掌握了真理并以各种方式理性地实践正义，他们在情感上是自觉自愿的，在灵魂上是自由快乐的，通过实践传递善的理念，济世救人的同时，恒久地确立了一种向善的道德维度，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并与崇高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