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研究组织与政府机构
案例：不把制度方面的问题解决好只是空讲改革的概念有什么用处？比如我们国家劳动市场准入制度和从业资格标准，就存在大面积缺失，很难适应时代的需要。马凯副总理讲了，两亿多农民工，只有30%受到培训，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到要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依然只有30%农民工受过培训。这个制度目标为什么长期不能实现？为什么会长期大面积缺失呢？……遇到问题绕道走，那这样研究有什么意义[4]？
案例文字源于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负责人在2014年的一次学会理事（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其发言中所提的一系列问题无疑是大胆而尖锐的，确实值得每一个关心职业教育事业的人去思考一番，但笔者引此案例的用意，并非是要来具体回答这些问题，而是从中跳出来，围绕本文论题思考职教学术研究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在我国职业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学术研究组织当数成立于1990年12月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据该学会官方网站的简介，其性质为“全国群众性职业技术教育团体和职业技术教育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民政部的管理和业务指导，是国家一级学术社会团体”。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开展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和学术交流活动；介绍国内外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动态，推广优秀研究成果和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开展调查研究，为职业技术教育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开展业务咨询培训活动，发布职业技术教育信息；组织经验交流，举办展览，开展成果评估活动；组织开展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编辑、出版、发行有关书刊和资料；开展符合本会宗旨的服务活动和其他有关活动等[5]。
相比国外一些类似的学术研究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如欧洲教育研究会（VETNET）和美国职业技术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CAREER&TECHNICALEDUCATION）等，目前我国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为代表的学术研究组织明显地体现出官办色彩重、自主性较弱的特征。我国大多学术性社会组织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的，与业务主管单位有着密切的联系，会长与秘书长的人选往往由业务主管单位确定，会员选举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及秘书长仅仅是形式。这种官办色彩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也不例外。1990年11月16日至18日，该学会的成立大会暨首届理事会在北京举行，次年2月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就以教职厅[1991]1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关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成立并请支持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经民政部批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已于1990年11月1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由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任会长，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劳动部副部长李沛瑶、农业部副部长洪绂曾、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孟广平任副会长，闻友信任秘书长，王平、刘占山任副秘书长。”[6]
学会的官办色彩不仅体现在学会领导成员来源的构成上，还体现在其重要的活动内容（尤其大会主题）的确定，往往集中于对国家最新的相关会议文件精神的宣传发动与贯彻落实上。由于其官办色彩重，相应地其自主性也就必然较弱，“官学不分”或“官大（则）学问大”往往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妨碍专业性学术团体能力的提升。
三、学术研究组织中的个体
案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有部分下属机构虽开展了一些工作和活动，但工作和活动（除论文评选外）群众参与面不宽，效果和影响力一般化；仍有少数下属机构开展的工作和活动不多，甚至没有像样的活动，更谈不上活动的群众性。”[7]
我国大多社会团体由于受直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某个部门领导，很容易就形成了不利于（或回避）竞争的一业一会格局。这种排斥竞争性的组织管理模式，导致专业学术组织缺少进取性，且创新能力低下。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来说，与学会高层注重结合国家政治形势需要，积极开展以职业教育政策宣传为目的的学术交流相比，其打着“群众性学术团体”旗号所代表的广大普通会员的参与热情则常常显得不足。正像案例中所提及的似乎只有“论文评选”才是不少学会及其分支机构群众最热衷参与的活动。这里，我们有必要思考，学会的论文评选活动群众参与积极性高的原因何在？不管如何看，其中少不了“官学”垄断所导致的学术评价标准单一化这一原因。
作为一种有意协调的社会单元，组织是由若干个体的人所组成，并在相对连续的基础上运作，以达到共同的目标。根据现代组织行为学模型，组织系统的水平是建立在具有差异性的个体水平之上的，因此，要提高组织生产力就必须重视个体特征的差异并将差异资本化。若将这一理念借用到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组织的研究中来，就比较容易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彼此独立的研究个体之间基于学术逻辑的理性对话，这应当是人们普遍推崇且有助于推进学术积累（或学术进步）的最基本的组织行为方式。世界职业教育思想上，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洛夫（ThomasBalogh）与福斯特（PhilipJ.Foster）之间的著名论战，不仅持续四分之一世纪，而且两者先后深刻影响了世界银行组织指导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性文件的核心[8]。但说到底，这是两者同为“非洲教育问题专家”的学术同行之间的理性对话。一般来说，“商榷文章”应当说是最能体现学术对话特点的，可是置身于当今职业教育研究的学术场域，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研究者之间缺少公开的、批判性的学术交流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我国，教育学术方面的批判性交流（或争论）在沙龙和会议的“面对面”场合中比较容易发生，而在刊物阵地上进行“文字之争”则相对较难。教育学术期刊上刊发批判性文章为什么难呢？这恐怕与作者的名气不够“大”、作品的质量不够“高”、期刊选题的要求不够“吻合”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但无庸否认，许多教育学术期刊喜欢或习惯的文风是“说自己，不说（批评）别人”，这导致总体上争鸣性的氛围较弱。学界长期的“自说自话”也直接导致许多所谓的研究成果“自生自灭”。而学术观点的冲突与分歧往往是学术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条件，不同学术观点之间可以同等条件地相互批判，才能真正体现学术为公器的精神。四、朝向善治理想的我国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组织创新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