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是在一定的社会自治基础之上实现官民共治的理想状态。当前，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善治之路，正在逐步成为人们普遍关注与思考的热点。组织是个人连接社会的中介。公民自治是组织自治的前提，组织自治又是社会自治的载体。考察世界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不难发现行业协会、基金会、研究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其中活跃的身影，甚至说起决定命脉的作用也不过分。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黄炎培先生就曾经疾呼“职业教育机关的本质，是十分富于社会性的，所以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怎么？就是――社会化。”[9]虽然黄炎培当时这里所说的职业教育机关具体是指职业学校，但今天来看，未尝不可以将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组织也纳入其中。从朝向职业教育善治的理想出发，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组织在提升创新能力方面可以着重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以会员为本，完善学术研究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社会组织是政府的‘好帮手’，但是从高层次的定位来看，社会组织应当是公民做‘好主人’的平台。”[10]诸如学会之类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组织应当突出会员的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对专业性学会的过多干预，避免行政化或官僚化倾向，充分发挥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专业性学会对会员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充分发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作用，鼓励会长竞选，秘书长竞聘且尽可能职业化，建立和完善自立、自强和自律的运行机制，使学会的学术性和专业性得以充分显现，树立专业性学会的学术权威，改善服务质量，增加学会的竞争力，拓展服务领域和范围。
其次，增加自主性，理顺学术研究组织与外部一些重要组织的相互关系。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关系：一是与职业学校，二是与政府。对前者来说，一些相关的国际研究机构或组织近年也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3年发布的一份名为《教育研究的新挑战》报告中提出，颇有前景的研究项目应当是通过采取实践者参与的方法，让教育实践者可以从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中受益。又如欧洲教育研究会（VETNET）召开了多场圆桌会议，分享了很多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成功案例。会议达成的共识是：目前教育研究方法趋向行动研究，其在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与实践创新的衔接中将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因为“一般的调查和实验将参与研究的人员划分为客户、被调查者和研究者，而行动研究不同，它强调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直接、相互的合作。”[11]而对后者来说，职业教育专业性学会要处理好作为社会团体与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之间的关系，改变把学会简单理解为政府部门的内设机构或事业单位，增加学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一个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在处理内外部关系过程中，不断面临顺应与挑战之间博弈才能最终形成，因此，“职业教育研究不仅仅是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工具。……还需要致力于解决职业教育中模糊的、隐性的问题，从而对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提出挑战，提高他们解释现实的能力。”[12]
再次，平台公共化，明确政府授权委托相关职能。职业教育专业性学会在为会员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同时，也需要为政府提供服务，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增加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由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或制度的关涉性较强，因而职业技术教育政策导向性研究一直为职业教育研究的重点。有人认为，政策导向性研究在研究主题的确定上特别强调：必须有潜力满足特定的政策目标或有利于改善实践；需要对各种改革形式的成本和效益进行高水平的评估；必须具有较高的预期，应该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应能获得来自各部门的支持。而重视研究成果的传播与影响方面，则必须使研究结果被合适的人群获得，并对相关的政策和实践发生影响是政策导向性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其中，有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使用户终端――政府参与进来，共同确定研究目的；使相关利益群体参与整个研究过程[13]。从中不难发现：要“获得来自各部门的支持”，要使“政府参与进来”，要“使相关利益群体参与整个研究过程”，光靠行政命令肯定是不行的，只有更多地运用公共化平台，通过长期对话的手段才会使研究成果（即政策）出台后人们执行起来持久而有效。因此，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明确政府授权委托相关职能给职业教育专业性学会，依法明确其职责，才能使学会依据自身优势，发挥积极作用。当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亦可增加学会的收入，改善学会的财务状况，提高学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