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及《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4月9日至12日在复旦大学召开。80年代，史学界曾展开对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1983年和1988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两度联合召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对推动相应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本次学术讨论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突破，把研究的对象和视角拓展到经济与社会更广阔的领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教授及3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专题论文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理论的探讨
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理论研究涌现了大量成果，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和讨论对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所进展。?
朱华(上海市委党校)的论文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条件进行了再探讨，对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说”提出质疑：为什么中国在明清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出现在近代？认为作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前提与基本条件的三个要素，即市场、自由劳动力和货币财富的积累，不是鸦片战争后由外国资本活动呼唤出来的，它们早已生成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增殖理论的分析，他得出一定高度的生产力水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发生的决定性物质前提的结论，进而认为“大大高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最为重要的物质条件”。因此，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中国原已存在的若干经济条件同来自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碰撞、结合的结果。朱华在推演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的理论公式时，导入了“生产力”这一变量，因而引起激烈的讨论。?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着重指出，应从“大一统的封建体制”中去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问题。旧中国是官僚国家机构与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国家，国家的核心问题是满足小生产安全与稳定的需要，这就需要大一统国家的协调作用，特别是对游牧民族的防御；而小农经济则成为强大国家机器的基础。旧中国政府常采用意识形态、政策、理论等方法对其中间部分予以控制；而下层民众所常采取的暴动与破坏的方式也直接影响到中间部分，因此，大一统封建国家体制下的异己力量始终发展不起来。鸦片战争后，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为中间力量的发展留出一定空间，同时也使上层有了改变，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关键在于这种变化只是在原来大一统的封建体系中打破了一小块，但问题是国家政权仍要在此基础上重建大一统的体制。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主要讲的是英国模式，不能推及世界各地。在中国，处于庞大国家体系和小农汪洋大海之间的商人阶层一旦力量膨胀，就会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直到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可以视做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艰难而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从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的分化和发展的研究着手，考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分解；这种分解不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各地差异很大。他通过对大量地方志的梳理、分析，把近代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分为“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和“主要为市场生产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两大部分。指出非商品性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在大批廉价洋纱洋布进口的挤压下，逐渐放弃自给自足性质的生产方式，与市场发生了联系；而城乡手工棉纺织业则通过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他强调指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种互动的经济关系。这种双向关系是近代中国国情的产物，其社会环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普遍贫困、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就业途径的狭隘和市场购买力的低下。在考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朱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则指出，近代中国各地区、各行业的经济发展都是极不平衡的。手工棉纺织业对于整个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应做客观的估计和评价，不宜不适当地夸大。?
二关于金融制度、同业团体和观念的研究
在中国近代化和社会变迁的进程中，金融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金融史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从属于近代经济史和政治史，在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等基本方面，都较为薄弱。这次讨论会涉及了关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金融业同业团体以及若干重要金融观念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也力图有所突破，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
杜恂诚(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对抗战前中国金融业市场活力的弱化的研究中，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在1927年以前是一种自由市场制度，其发展属于诱致性变迁，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抗战前则逐步建立起一种政府垄断型制度，属于强制性变迁。他提出了“错位”的概念，即指制度变迁的利益主体发生了大转换：1927年前的利益主体是商业性金融，而南京政府时期则变为政府本身。即使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一以政府利益取代市场利益的制度错位也必然会发生。因为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政治能力的加强，这一趋势已经日益强化。基于上述立论来观察抗战前中国金融业市场活力弱化趋势中的典型个案，他认为中交两行的改组过程表现出中国私有制一贯的处置权和转让权不完整，政府拥有凌驾于私有产权之上的最高产权或最终决定权；中交两行被迫改组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注重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和注重政府自身利益这两种金融体系价值取向的对立。戴鞍钢认为，在讨论南京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时，研究政府如何实施控制固然是必要的，但也应加强金融业方面态度的分析，如原来作为商业金融体系领袖人物的张嘉?、陈光甫、李铭等人，先后发生了角色转变，成为官方或半官方人士，那么这一角色转变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出于无奈，还是同样没有受民主化洗礼的金融业人士也有国家强权的观念？值得深入探究。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戴建兵(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人提出，一方面1927—1937年期间中国金融业的活力逐渐弱化，但与此同时，银行业本身，包括政府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其资力和业务额却都在急剧增长。对于近代金融史上类似的复杂现象，究竟如何理解并做出科学的解释，确实有待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