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恂诚则进一步提出了第三部门(即近代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机构、行业组织、职业团体等)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认为第三部门的存在对降低交易成本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在政府势力较弱时，第三部门甚至承担了某些该由政府负责的任务。在西方，第三部门可以与政府的作用同时加强，政府并不取代市场；但在近代中国，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作用却表现为一强一弱，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这个趋势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他不赞成把国民党政府与商会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定位在所谓的“互动关系”，进而提出，不应把商会屈于从属地位简单地归之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所致；而对国民党政府自身为利益主体时，其行为模式、社会垄断利益等问题，也可以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以往对商会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早期，而这次讨论会上不少学者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对20世纪30年代之后商会的研究。同时，对通常作为商会属会的同业公会以及其他民间社团的研究，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四关于其他问题的研究
本次学术讨论会虽然与前两次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有一定继承关系，但改题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已经表明相关研究范围的拓展与深化，这在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所反映。
朱荫贵以“引进与变革”为题对近代中国企业的“官利”制度做了分析，认为官利制度在中国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国的社会资本比较缺乏，高利贷大量存在，要改变传统的社会资金流向，使社会资金投到工业上来，必须事前规定官利的保证，才有可能招募股本。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不接受官利，就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兴办企业的社会资金。另外，官利制度的存在与中国企业特殊的资金筹集和运作方式有关，吸收存款是中国企业的特色，存款在运用资金中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股票的转让和变现不易，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官利制度存在的必然性。与以往简单否定官利制度不同，朱荫贵认为官利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也指出官利制度是一个利弊共生的结合体，它不仅加重了股份制企业在创办期的资金紧张状况，也使企业在今后发展过程中的利息负担变得更为沉重。应从更深的层面，如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中国企业赖于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等，来研究和评价官利制度，这恰恰是以往经济史研究所缺乏的。虞和平认为，“官利”制度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官方垫款的存在，因为最初的企业多半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所以官方要保证自己的利息，也由此波及商股及商办企业；官利制度最主要的负面影响，就是加大了企业的创办成本，要求企业盈利率必须要高，因而企业必然加大剥削率，否则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也导致企业技术改造的基础更薄弱。?
近年来，有关清末铁路的论著已经不少，但对于清末铁路政策的形成这一重要问题，却缺乏有分量的成果。闵杰提交的论文以芦汉铁路招商承办过程为案例，分析了清政府铁路政策形成过程与变化原因。指出在1895年以前，清政府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铁路政策。1895年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急欲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官办不如商办在舆论上成为一种时尚。在芦汉铁路的修筑过程中，因清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而中国商人也不具备修建铁路的资力，就出现了借债官办的铁路政策，并一直延续到清朝覆亡。闵杰据此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局面，帝国主义主要以路矿瓜分中国，以铁路来划分势力范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清政府惯用的“以夷制夷”政策同样表现于铁路政策中，并不见得都是西方列强强修中国铁路，也有清政府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不得不主动提出的。清政府的铁路政策出现了三次反复，对这样重大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使民间对政府信心下降。?
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从高度货币化财政与农业经济收入的再分配、财政与物价及货币、财政与近代工商业三个方面，阐释了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的关系。他认为清朝财政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货币化财政，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清朝财政体制是在自然经济环境下形成的，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以后，其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出来。即便厘金、关税和盐税三大收入成为新的财政支柱，也并不意味着由自然经济转移到了市场经济。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朝财政扩张的方向始终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冲突，有效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体制始终未建立起来，清朝财政也终未能完成向近代财政的过渡。从财政史的角度看，清政府的垮台只是近代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朱荫贵指出，晚清财政始终没有完成向近代化的转化，没有确立起工商税收，其原因值得思考；同时应注意晚清中央和地方在财政关系上的变化，如各省督抚征税力量的增大。马陵合(复旦大学历史系)进一步提出，不少地方发展工商业是通过就地筹款的方式，这个事实在考量晚清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之间的关系时，应加以注意。王立诚(复旦大学历史系)认为，关于晚清政府主要财政收入都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观点，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比较当时中国税收的比例和发达国家的比例，进而搞清提高税收的影响究竟何在。倒是应注意晚清有很多以捐代税的情况，且极不平衡，造成市场发育的不健全，商业风险极大。?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试图对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国统区经济做整体评价，认为至1947年国民党宣布“勘乱”前后约两年的时间内，从工业、农业、财政和经济体制等方面来考察，国民政府曾试图重建经济，但由于在土地政策上的失当、国家资本的剧烈膨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等主客观因素，使中国经济非但未能在战后有所发展，反而更为残破，濒临崩溃。例如在土地问题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介入，两种土地政策的冲突，使得土地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土地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以往的研究对国家资本在战后的作用给予猛烈抨击，但却往往忽视国家资本对公教阶层乃至国民政府本身的影响，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实际是公教人员，对农民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通货膨胀一旦进入恶性阶段，首先摧毁的就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
这次讨论会在中外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也做了新的探索。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系)分析了民国时期在华英商投资的发展状况、扩大直接投资的基本动因和直接投资进入的效应，进而强调指出，以往在此问题上的评价体系、参照数据体系等缺乏规范性及客观性标准，受“帝国主义论”影响较深，统计数字选择的标准与西方出入较大，这在以后的研究中亟需引起重视。他提出，应全面和客观地评价外商在华投资对中国近代化发展过程的作用。戴一峰(厦门大学历史系)认为以往对中国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大多被定格在中西经济关系的框架内，而近代中国与周邻亚洲地区(除日本外)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相关的研究多取时间视角而缺乏空间视角，即没有把所研究的经济关系置于展开的区域经济圈加以考察，因而缺乏一种与此相连的总体史观。他认为应当打破国界，进入跨国领域，并从大层面的视角提出“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鉴于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政府层面，缺乏在民间社会层面上所做的深入探讨，尤其缺乏对本土民间社会的研究，他建议采用“地域经济圈”的视角，重构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历史风貌，从而在民间社会的层面上揭示近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地区经贸关系展开的若干地域性人文特征以及中国商人在其间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周育民对这一研究视角进行了补充，认为应注意货币流通问题在华商网络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华商网络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