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和钱庄业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的两大势力，以往的研究对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过于简单化。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从考察上海银行业与钱庄业围绕“废两改元”问题所开展的争辩入手，分析了银钱两业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废两改元对银行业和钱庄业的不同影响，揭示银钱两业的不同态度的实质所在。指出就整体而言，废两改元一方面使钱庄业的经济利益和传统优势受到直接冲击，另一方面标志着新式银行业在金融业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的确立，对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不过，在与钱庄业的争辩中，银行业内在的问题，尤其是准备不足、发行失控和无法应对非常情况下的提存兑现，也引起了社会和有关当局更大的关注。因此，这场争辩在相当程度上为1935年国民政府取消中、中、交三行之外其他各相关银行的发行权、推行不兑现的法币政策，做了学理和舆论两方面的准备。有关废两改元的争辩还体现了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许多重大政策措施，均有赖于金融业特别是上海金融业的支持，在金融领域，包括货币制度改革和金融机构监管的许多政策措施，既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时局演变的需要。国民政府的有关决策，直接影响了上海银钱两业关于废两改元争辩的基本进程和最终结局。废两改元以后，上海金融业中能够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起到重要影响的，主要是银行业。?
与会者对近代金融业同业团体的作用及其变化进行了讨论。杜恂诚指出，1927年以前，金融市场的规则，大体由中外银行和钱庄的商业惯例加以体现，或通过其同业公会出面，各方协商后产生。那时同业公会的力量强大，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公会的头面人物也是社会的头面人物，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然而，同业公会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似乎有种一强一弱、此长彼消的关系。南京政府成立后，银钱业同业公会的地位和作用便有弱化的趋势，不仅在有关金融法规和条例的制定上政府握有决定权，政府的权威甚至渗透到银钱业的营业规则之中。
上海银行公会连制定和修改同业营业规程的自主权都没有了。另一方面，银行业同业公会自身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交通、南小三行等被政府控制的银行在公会中已不再代表民营银行的利益说话。1935年10月，宋子良、杜月笙、唐寿民这三位政府背景人士还被选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理事。在这种情况下，公会也就自然而然地蜕化为政府的工具了。
马长林(上海市档案馆)对民国时期信用观念的提倡和征信机构的兴衰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信用观念和信用制度的建设，相对于金融业其他制度而言，呈现了比较迟缓的过程。民国时期有关现代信用观念和信用制度的启蒙宣传，在20年代前后和30年代初期出现过高潮，主要表现在上海银行公会所办专业刊物《银行周报》上发表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华资银行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早设立调查部并开展信用调查，这与陈光甫对信用调查重要性的认识有关。1933年创办的中国征信所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的征信机构，为各银行和工商界提供征信服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地金融界对信用制度的接受和征信机构的认同也存在一定差异。近代中国征信机构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理论介绍及探讨未能持续和深入，各地金融界对现代征信制度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一，战乱使征信化机构的发展受到很大挫折。闵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荫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提出，应注意旧中国的社会信用、银行信用与钱业信用之间的区别，征信所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对于导致征信所业务兴盛和式微的原因，还可以从更广的视角进行考察。?
陈光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金融家，但迄今为止没有系统刊布有关的资料。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介绍了关于上海档案馆藏陈光甫日记和书信等第一手资料的整理情况，包括这批资料的基本特点和史料价值，引起与会学者浓厚的兴趣，相信日后陈光甫日记等资料的刊布将会推动近代金融史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三关于商会史研究的史实、理论与方法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商会史的研究颇受重视，成果迭出。在这次讨论会上，结合商会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重要地区性商会的个案，对史实、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有了新进展。?
朱英对以往已有定论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进行了重新评价。提出导致“佳电”风波愈演愈烈的原因，除了“佳电”中与日本直接磋商的主张和全国舆论不一致外，还与上海总商会内部派系斗争相关；而上海商会内部的派系斗争自清末到民国一直存在，且在重大事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江浙帮”在上海总商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他籍贯的成员则处于边缘化。“佳电”风波发生后，上海总商会内部对领导者提出批评的多为闽粤帮或鲁帮的会董，江浙籍商人则罕见参与。朱英认为上海总商会致北京政府的“佳电”，并非完全是当时舆论和后来论著所称之“媚日卖国”主张，而是提出了一种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并且“佳电”风波还是后来上海总商会改组的直接导火索，这一次改组标志着上海总商会新时代的到来，其领导人员的构成和知识结构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美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1928—1937年间天津商会进行考察，从经济与社会功能两个方面论述了市场经济中的天津商会，认为虽然国民政府力图削弱天津商会的调控功能，但商会凭藉其在工商界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经济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她进一步剖析了天津商会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认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既有合作形式，也有冲突形式，采用何种互动形式是由二者在特定环境中的利益是否一致所决定的。近代天津商会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强权政治大致经历了两个过程：从时间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的强反控逐步转变为中期的弱反控到最后完全沦为驯服工具的过程；从领域来看，经历了一个从经济、组织以及政治层面的全方位反控逐步转变为单项反控到最后百般顺从的过程。宋美云进一步认为代表工商利益的资产阶级所采用的以上表达方式，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对南京政府的决策从未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商会只能屈于从属地位。她认为这也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