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学者认为，今后在工商实业史、商会史、城市史和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仍有待继续深入。而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金融史、赋税史、内外债史等，包括相应的制度政策的沿革、思想主张的递变等，无论是属于基础性、系统性的梳理，还是具体个案的突破，都应有更显著的进展。这除了要进一步发掘整理有关的档案、地方志和其他资料之外，还需要在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层面，处理好继承、借鉴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向历史学科发出的召唤。?
〔作者吴景平，1950年生，教授；陈雁，1973年生，讲师。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