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职教国际比较研究的研究现状
职教国际比较研究既可看作是比较教育学科下的一个研究分支，也可以看作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学科下的一个研究领域。总的来说，其研究内容就是对职教体系内部的某些现象进行跨地域、跨文化、跨国度的比较。[1]在我国，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随后的20年里，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研究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较少，涉及的研究对象也较为局限。21世纪后，随着我国对职教的重视程度的逐步提升，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学术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的趋势，其特点可总结如下。
（一）职教国际比较研究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增多
改革开放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职教体系率先迈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但大多数研究仅是对上述国家职教体系进行非系统化的介绍和描述，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21世纪以来，更多国家或者地区的职教体系走入国人的视线，我国学者对其职教体系的研究也逐渐从非系统化的描述性研究模式转向系统化的，同时，与我国职教体系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模式。
若将已有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按照地理维度进行划分，则可发现，在我国，几大热点关注的国家或地区为：欧洲的德国、英国、瑞士、丹麦、瑞典、俄罗斯和芬兰；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澳洲的澳大利亚；亚洲的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若从经济维度上进行划分，上述国家和地区均属发达经济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职教体系因其所具备的独特性而备受我国学者的关注。
（二）职教国际比较研究的研究对象范围有所拓展
近年来，将国外职教体系整体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研究模式已不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将体系进行分解细化，并从中选取某个或几个组成部分作为比较的对象。财政投入、职教立法、质量保障、教师培养、校企合作和教学模式等则是我国学者较为关注的几个方面。
一般认为，职教国际比较研究的研究对象可归为三个层面，即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研究对象为制度和体系以及影响其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中观层面的研究对象为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以及课程模式等；而微观层面的比较对象则为具体的教学过程。[2-3]若将上述研究对象划分到这个三层模型中，可发现，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研究对象仍是我国职教国际比较研究的热点，而微观层面的国际比较研究则鲜少被涉及。
（三）职教国际比较研究分专业讨论的苗头略显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名词[4]，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其含义也有所区别。[5]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它所涉及的职业群或专业群的种类是繁多的。例如，在德国双元制体系中共有326个培训职业[6]；在我国2010年出台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划分出了19个专业群。[7]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倾向于将职业教育所包含的各类专业群或职业群进行划一的分析和讨论，而不是对个别专业群或职业群进行独立研究；另一种做法是将以机器为工作对象的技术教育视为职业教育的全部内容，而忽视其他的专业群或职业群，例如经济类、服务类的专业群或职业群。从宏观层面来看，这种做法或许是可行的，因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职教制度和体系等宏观设置不会因职教内部的专业或职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但是若开展中观或者微观层面的国际比较研究时，这种做法就是不可取的。毕竟每个职业群或专业群有着不同的课程模式，且课堂内部的教与学也因职业或专业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近几年，已有部分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逐步开始对个别职业群和专业群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例如，郑建萍老师的研究领域为经济类专业的职业教育[8]，鄢彩铃老师以及谢莉花老师的研究领域则为机械类专业的职业教育。[9-10]可以说，这种分专业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苗头在我国职教国际比较研究的这一领域中略显，但仍有很大的探索和发展空间。
二、我国职教国际比较研究的研究“不足”
（一）将发展中国家作为比较对象的国际比较研究的缺失
如上文所述，在我国，发达国家或地区常被看作是比较对象，而发展中国家的职教体系却很少被提及。致使这种选择偏好广泛存在的内部逻辑在于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发达，一部分是缘于当地职教对其经济社会的贡献。通过开展与其的比较研究，可以探寻它的特殊之处，从而将这些特殊点运用于我国职教体系的建设。以上述逻辑为起点的研究体现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两个作用，即寻找特殊性和寻找最优模式。然而，比较教育研究还有另外两个作用，即寻找发展趋势和寻找发展共性。[11]为达到后者的两个研究目的，则需选择具有相似背景的比较对象，这种做法也被称为最相似比较对象的研究设计（themostsimilarcasesdesign）。[12]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与其他具有相似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做横向对比，进而认识到职业教育在这些具有相似北京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共性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这类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一研究空白亟待填补。
（二）在微观层面进行职教国际比较研究的不足
微观层面的国际比较研究，更确切地说是课堂内教与学的研究，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比较教育研究的重点。[13]在普教领域，尤其是在数学学科，微观层面的国际比较研究早已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4]在德国的职教研究领域，类似研究也已逐渐受到了关注。但其研究范围还仅限于本国内部，相应的国际比较研究还未被涉及。[15]在我国的职教研究领域，类似研究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课堂是教与学发生的场所，是各类教育政策最终落实的地方，同时，也是体现教育质量的最有力的证据。在我国，开展职教国际比较研究的目的多为去寻找国外职教体系的特殊性以及适应我国发展的理想型。但是，仅通过对宏观政策和中观课程的分析去判定某些政策和制度的实效性的做法是欠妥当的。只有通过对具体落实层面的研究，才能更好的判断这些政策和体制是否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理想型。
此外，开展微观层面的国际比较研究，不仅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会较多。一方面，研究者需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去了解所对比国家或地区的职教体系，这是开展微观比较研究的前提。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走入学校、走入课堂去调查教与学的实际情况。纵然在开展此类研究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但是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合理的研究设计，此类研究不仅具有可行性，还具备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