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彰显“成人”特色
鉴于目前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借鉴一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不但使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少走弯路，而且也使研究具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但是更为重要的也更为迫切的是要真正以“成人性”立足点，研究成人教育经济学现象，揭示成人教育经济学内在规律，从而不断彰显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特性，构建具有原创性的成人教育经济学科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形成成人教育经济学的专业话语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成人教育经济学实践。
（三）拓展研究视野
正如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DeileDurkheim）所指出，“毫无疑问，当一门学科正在产生的时候，要想取得进步，必须借鉴所有现成的科学，将这些学科中宝贵的经验弃之不用，显然是不明智的。”［18］在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注重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宽广的胸怀，走包容百家之路，拓宽研究的广度，从不同学科视野审视成人教育经济学问题，从而不断提升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水平以及质量。如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可以能够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成人教育经济学现象，构建成人教育经济学原则和方法体系；运用数学理论，可以使成人教育经济学的价值和效益更为形象和直观；运用哲学理论，可以能够更好地构建成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
（四）完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它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也影响着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质量，因此，不断丰富和完善研究方法，是推进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注重定性研究。研究者在自然环境中，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性与非参与性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成人教育经济学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19］，以归纳法为主分析所获得的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另一方面，注重定量研究。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所言：所有的存在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要注重对所收集的信息作精确的定量处理。鉴于此，研究者要提出假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实施测量，进行数据运算与分析，基于量的视角认识成人教育经济学的规律，做出更为精确的科学阐释。
第2篇：我国成人教育研究的时代转向
石娟1，刘义兵2(1.西华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四川南充637002；2.西南大学，重庆400715)
【摘要】随着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与成熟，我国成人教育研究开始逐渐以更加专业的姿态对本专业领域展开系统而深广的研究。我国成人教育的研究取向逐渐由“成人教育”转向“成人本体”、由“人力资本”转向“文化资本”、由“阶段发展论”转向“终身发展论”。研究方法论由移植研究转向建构研究、由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由单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研究内容呈现出新趋向，具体表现为研究领域呈现更加广泛的态势、研究热点贴合社会变革发展实际、研究着眼于不断寻求本土特色。
【关键词】成人教育；成人教育研究；时代转向
随着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与成熟，我国成人教育研究开始逐渐以更加专业的姿态对本专业领域展开系统而深广的研究。特别近些年，成人教育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论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转向，这些新转向表明成人教育学研究取向更加关注“成人”这一主体特征，研究方法论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趋势，研究内容逐渐向纵深领域迈进。
一、研究取向的转向
1.由“成人教育”转向“成人本体”
成人教育学在学科发展之初，众多学者从构词法、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侧重点等视角将这一学科概念理解为“成人—教育学”(即：成人的教育学)与“成人教育—学”(即：成人教育的科学)，并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与阐释。这一解读与阐释在一定历史时期影响着成人教育学科研究范式与理论发展。可以说，从“成人的教育学”到“成人教育的科学”，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发生了重要的转向，从关注“成人”走向关注“教育”，对“科学”的热衷已经取代了对“实践”的关照。这种“主体”的旁落导致了成人教育内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紧张。[1]成人教育研究在抓住“成人”这一核心概念的同时，不应忽视成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存在。
在对传统的成人教育研究对象与范畴进行反思与更新的基础上，成人教育研究力图以明确的“成人”意识，逐渐从“成人教育”转向“成人本体”。关注与成人密切相关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存在成为我国当代成人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在这一价值取向导引下，成人学习、成人生活、成人情感、成人职业、成人需求、成人发展成为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以2016年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热点高频词，如：高校继续教育、非学历教育、城镇化农民工培训与职业农民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等词汇[2]进一步有力印证成人教育研究的主体转向，更加关注成人主体。成人教育研究由“成人教育”向“成人本体”的转向，为成人教育学科发展争取到了更大的话语权与方法论，保障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与顺畅发展。
2.由“人力资本”转向“文化资本”
20世纪50—60年代，舒尔茨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角度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旨在说明人们可通过在教育和培训方面进行自我投资而增加未来收益。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上的差别是个人生产能力的差别，而生产能力上的差别又是源自他们的培训、能力及培训机会的获得，这里的教育培训被解释为一种“可市场化的技能”。[3]可见，人力资本关注通过教育培训扩大个人的知识存量，关注点集中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在人力资本取向下，如何通过教育使成人获得相应的知识与技能就成为成人教育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如扫盲教育研究、成人学历教育研究等可以说是在人力资本取向下成人教育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概念，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或无形资产。这一概念的理论假设是：学术上的不同成就在于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子女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差别。[4]由此可见，文化资本关注的不仅仅是获取知识与能力本身，还包括个体的家庭背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个体对教育制度的适应等。如果说人力资本更关涉人的生产性因素的能力提升的话，那么文化资本更加关注人在更广阔的场域中的社会建构。社会建构的不仅仅是知识和能力，还有个体的价值观、信念、行为规范等内容。在文化资本取向下，成人教育研究更加关注与成人发展相关的制度文化、人际信任、生态伦理、创新精神等方面。